道：“哪来的兵源、人口？”
李元吉恭恭敬敬的说道：“父皇，在大业大乱中，北方大地遭到极大破坏，大量人口逃离战乱之地，南阳平原人口最多的时候就有四百多万人，这里是吃人魔王朱粲主要活动的范围，在他的破坏之下，百姓纷纷四散而逃；当时李密和王世充又在大战，而萧铣治理的荆州却比较安静，于是百姓主要都是逃到了襄阳、舂陵、房陵等郡。而巴蜀，也接纳了很多关中流民，可是据儿臣所知，这些人始终没有登入官籍之中。若是我们效仿隋文帝，在荆襄和巴蜀严厉的执行‘输籍法’，怎么说也能获得两三百万人吧？人有了，税赋、兵源不用愁。”
一番话说得李渊怦然心动。
这个‘输籍法’是隋文帝制定各户等级和纳税标准的办法，他利用这一手段搜括隐藏户口，以防止百姓逃税和抑制士族、豪强占有人口，从而确保朝廷收入，加强集权
当时的天下经过几百年动荡，使户口隐漏日趋严重，世家大族、豪绅富户荫蔽了大量无地或少地的百姓，朝廷直接掌握劳力极少。尤其是打来打去的北方，由于有未婚者只缴一半租税的规定，致使地方户籍出现了一家只有一人的登记情况。有的世家门阀，一户之内藏匿数百家，人数多达十多万，朝廷赋税收入因此而锐减。此外，不少百姓为了逃避繁重的赋税徭役，或在法定服役年龄弄虚作假，或是隐瞒户口。这些现象严重影响朝廷的赋税徭役，削弱了朝廷的力量，同时也使均田制很难付诸实际。
文帝先在北方清查户口，整顿户籍，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仅在开皇三年这一年，就清理出包括五十万丁男在内的一百六十多万人。
开皇五年，尝到甜头的隋文帝在国大索貌阅，核点户口。所谓“大索”就是清点户口，对在籍编户成员的姓名、出生年月、相貌和身体特征都详细记录在册；所谓“貌阅”，则是将百姓与户籍上描述的外貌一一核对，验明正身。规定凡出现户口不实的情况，地方官吏里正、保长、党长要被流放，处罚相当严厉。同时又规定凡堂兄弟以下亲属同族必须分户，大大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壮大了隋朝国力。
但大索貌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世家门阀和朝廷争夺人口的现实，只要朝廷有赋税徭役，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有所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文帝采纳了高颎的建议，实行了“输籍之法”。即由朝廷制定“输籍定样”（划分户等标准），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出查，令百姓五党（五百家）或三党（三百家）为一团，以“输籍定样”标准重新划分户等，以作为征调赋税、力役依据。由于朝廷规定的赋税、力役远低于世家门阀对佃农的剥削量，致使许多依附在世家门阀的佃农纷纷脱离，主动向官府申报户口，领走国家发放的土地，按规定纳税服役，成为朝廷的正式编户。
大隋立国之时，国人口不足400万户，而到了仁寿四年，在册的已经高达890万户，人口超过5500万，通过这些庞大的人口基数，开皇九年垦田地2000多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高达5585万顷，而这还只是清查佃农所得的人口，以及官方土地，世家门阀的土地和藏匿的人口并没有算计在内。
隋文帝的成功是李渊对李元吉提议动心理由之一，更关键的是他在荆襄、巴蜀紧急执行的灭佛行动卓有成效，官府新增耕地面积高达三十多万顷，登记在册人口增加了十几万户。
这些户籍大都是由逃难流民，和强制还俗成家的寺庙和尚尼姑组成，而作为对李渊灭佛行动、以及尊道观为国教的回报，观楼道为首的道教主动上缴了一部分田产，并释放一些寄存在道观名下的农奴，而这仅仅只是开端，如果依照李元吉的的建议，把‘输籍法’贯彻到世家门阀之中，至少还能增加百万户、四五百万人口，这就意味着税赋收入下滑的趋势将得到根本性扭转，这样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