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罪三、东林党撤销监察机构,官员贪污现象加剧。
天启皇帝驾崩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迅速倒台。至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阉党基本被清算一空,于是崇祯帝组建了一个全新的,以东林党为首的内阁。
东林党人认为东厂等特务机构对官员的监察,就是对他们道德操守的严重怀疑,是对善于“修身”的读书人的一种侮辱,于是在这个全新内阁的建议下,崇祯撤销了东厂这个最大的监察机构,还有撤销分派往各地的其他监察机构和监察太监,例如各省的河道太监、茶税太监等。
傻乎乎的崇祯,后来大家对比东南府,发现这个家伙收税收得狠,而且成立了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情报系统保障了他的、东南府的安全,高下之分,皇帝不如小海贼!
之前嘉靖皇帝怀疑河道官员贪墨治河工款,于是派遣太监监督河工,这种监察让各地官员“深恶痛绝”,于是隆庆时期便被废除。万历皇帝亲政后,他要求各地河工款项一律要交由太监过目,甚至规定,一旦洪水过堤,则立即处死监督太监。
皇帝想杀臣民,并不是想杀就能杀,但tj是家奴无人权,皇帝可以随便处置。
这个做法极大的“激发”了监督太监的工作热情,他们极力敲打工部和地方官员,这再次遭至了东林官员的憎恨,于是天启朝后河道太监再次被废。直到魏忠贤掌权之后,河道监察太监制度才再次恢复,不过随着魏忠贤阉党的失势,这项制度再次被废。
河道监察太监的被废,直接导致从天启元年开始到天启六年魏忠贤掌权之前,全国上下河道修缮基本荒废。而在崇祯撤回河道监督太监开始到李自成攻破京城为止,十七年间河道的修缮再次被荒废。
河道不修缮,河流决堤,形成水灾,灾民流离失所,活不下去,那就反了吧!
预防永远比事后补救要省钱和有效得多,可是东林党的衮衮诸公都看不到这一点。
其罪四、明末农民起义同样与东林党人有脱不开的干系
明朝灭亡,除了辽东与后金的战局不利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末天下各处的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的全面爆发,同样与东林党人密切相关。
工商税的减少导致西北农业税加重,百姓苦不堪言。明末时期,南北发展差异巨大,北方依旧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而南方的工商业则极为发达。而由于进入崇祯年间工商税再次被废除,且各地税监被撤回后,导致朝廷茶税、矿税、海关税等税收急剧减少,例如到崇祯十年(1637年),仅浙江一省的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的二十万两降到了每年十二两白银。
区区12两白银,一省的茶税,这可是出产茶叶的大省!
单是浙江的一个富春江茶就是一等品,你得明白,颜常武大力开拓茶路,得到了红毛番的积极响应(尤其是红毛番贵族,他们吃肉多,吃蔬菜少拉屎不出,喝茶就通便),一等品的茶叶卖到欧洲,甚至是一磅茶叶一磅白银,极品的是一磅茶叶卖一磅黄金!
明末由于小冰河时期的影响,天灾不断,再加上辽东战事紧张,朝廷处处要用钱,导致国库极为紧张。于是朝廷支出的重担就压在了农民身上,农业税从张居正时期的二百万两,一直攀升到崇祯十二年的两千三百万两,这还是在各地大灾小灾不断的情况下,这导致北方百姓尤其是西北百姓苦不堪言,简直到了卖子卖女也交不起税的地步,百姓活不下去,岂能不造反。
更有甚者,朝廷通过节省开支来维持运转,然而即使“节流”,东林党人也不愿触及自己的利益。在东林党人的主持下,“节流”被加在了基层小吏身上,例如驿站制度的改革,精简驿站支出。于是原本为银川驿站驿卒,以为捧着铁饭碗的李自成同志,就这样地光荣下岗了,没了工作的他,越混越回去,走上了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