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成了“户税”。
在这一方面，大靖朝过去都是按人口计税，算得“人头税”。
从经济上而言，小民们生得越多，纳赋就越多。
计收这项税目的诡异之处就在于，一个人的存在不是自然而然理所应当的。
除了半成年以前和老朽之后，在一定的年纪内，只要你活着，就必须为自己的活而“付出代价”。
哪怕是个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活得猪狗不如，在缴税这一点上，律法也“一视同仁”。
这直接导致了许多特能生的穷苦人家，不知道该拿自己生出的孩子怎么办。
也间接导致了某些极端行为——活着，就要给国家交钱，养不起那便不活好了，少一个孩子就少一分负担。
可这个时代没什么有效的节育措施，生孩子是老天的安排。
穷苦人家对此既无节制，又没有多少责任感。卖儿卖女不算稀奇，杀害“没用的”女婴更是“情有可原”。
就在去年，王上老儿的智囊们终于在这一方面开了窍。
大约为了鼓励生产，增加人口。
新的税政取消了丁税，等同于承认自己国土上的百姓们，作为一个人，具有生存在天地间的“天赋”权力。
不过，这项重要的税收也不是不收了，而是改为按户摊派。不论家中男女人口多寡，一律计算在户主的头上。
比如柳大这样的壮年男丁作为户主，一户即收绢三匹绵三斤。
从实际效果来说，这项调整，对于柳家这样人丁不旺的小户，和之前并没有差别。
但是从心理上，柳奕可以把它看成一家人交纳的“保护费”。
每念及此，她时常自嘲，这可能是她作为一个现代灵魂，在心理上残存不多的“人权意识”作祟。
对于人口众多的农家而言，这项税收的调整，确实能让他们的家庭负担有所减轻。
起码，生再多的孩子，它不再是一种经济上的“原罪”了，农家的父母多少能松一口气。
站到这个时代的角度看，爷娘们普遍习惯于“狭恩图报”，竟然变得可以理解起来——他们能挤出十数年的口粮来养活一个孩子，已算不错。
等小孩养到半大的时候，该出徭役就出，该纳别的税就纳，也算得给他们自食其力的机会。
不过，从各项税收加总算来，农户们的负担还是增加了。
近来每议及此事，几家的叔伯都会庆幸自己当初下定决心的干脆利落。
所谓人算不如天算，有时候，运气就是那么凑巧。
蚕社的几户人家在一起养蚕的第一年，白芸里遇到了难得的风调雨顺，气候适宜。
他们养的十纸蚕都有不错的收成，平均一纸能够维持在三十八九斤的水平，产量最的高椿家超过了四十斤。
到了去年的春天，他们便扩大了养殖的规模，各自认购的卵纸比前年翻了一倍，收成也颇不差。
就这么两年的时间，赶在赋税变动之前，他们的蚕社一共养成了四季蚕，除开缴税的部分，其余皆通过瘸三的门路换成了存粮。
虽然这两年茧价略有下跌，粮价亦颇不稳定，到而今，他们也总算能够拿出些粮食来合买耕牛了。
“吃罢饭，俺去放羊。”柳奕表示，牛，她只看了一眼，椿家的院子已被里人围得水泄不通。
往后，给小牛割饲草的活计，少不得都是她和芽姊二人负责。她的事情还多着呢，也不急在这一时半会儿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