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张飞在信里也写了，在这种事情上，目前来看坏人的违法成本太低，即便好人不受委屈，坏人依旧无法得到惩罚，他只能提出问题，至于要不要发表，问题的解决，都一股脑的扔给我们扔给上级了，他不管了。”
这下领导终于笑了，“这是一个小滑头啊，这个事情确实是需要引起一定的重视，我会联系相关的部门的。”
时隔四个月，中科院的领导又向不少的相关部门发出了邀请，组织了一次具有部分保密级别的会议，像法律、执法等部门是第二次来参加这种会议了。
京城公安局的二把手党建远参加了会议，“老钱，你这又搞什么，又给我们出难题来了？”
陈浩的直属上级，中科院的钱天璋领导，也是笑了，“这次还真是给你出了难题，估计一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
等人到齐，钱天璋先是把复印好的稿件和信件发给了所有的参会人员，“大家先看一下，咱们讨论一下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
看完稿件之后，党建远先提出，“你们稍作讨论，我需要去打几个电话，做一个最简单的调研。”然后他先起身去打电话了。
参会人员的涵养都不低，这时也没有着急发表意见，只是各自在腹中打着底稿，思考一会儿的发言。
时间不长，大概半个多小时，党建远回来后坐下，“大家都在等我了吧，事情我经过了一个简单的了解，仅限于我们京城，这类案子基本每个派出所每个月都会有1到2起，我们基层民警对这种事情只能做调解，即便是找出了证据，证明了无辜者的清白，同样对于要求赔偿方没有任何办法，在这里就暂称之为要求赔偿方吧，只能是口头教育或在道歉后不了了之。
“也就是说，稿件中提到的一旦涉案金额过大，弄上了法庭，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我们没有办法，而且在判罚中，文章中提到的问题很可能发生，具体法律我还不够专业，这个请咱们高院的贺际春同志来谈一谈吧。”
高院来的是贺际春，他是正规的法律专业毕业，一直从一线工作上来的，这次事情他也仔细研究了稿件，并且同样打电话找人查阅了相关的资料，“这个事情我仔细的了解过了，目前来看，文章中所提到的法官的判罚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措词失当，并且有失鲁莽，不符合我国的核心价值观。
“此类情况对原告没有相关法律作为处罚依据，并且诬告罪名即便成立，也同样存在违法成本小、执法难的情况。”
这时宣传部门负责人说话了，“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在文章中，张飞提出了网络媒体这一词汇，他的文章我一直都在看，之前对于这个事情我的重视不够，可现在来看，一旦网络出现，关于网络媒体的把控要重视起来。”
事情的讨论很顺利也很不顺利，对于我国现在还不具备太多取证条件，立法不完善的现状各位参会人员是认同的，可目前对于这种现状的改善不是一两天能够解决的，现在就把这文章发出去会不会引起更坏的后果是不得而知的。
随着讨论范围的扩大，参加讨论层次的不断提高，大家各抒己见，甚至直斥张飞危言耸听的领导也不在少数，至此，关于《2011》开篇文章的讨论传到了那位老人耳中。
一天晚上，老人的工作告一段落，77岁高龄的老人每天还是在处理大量的工作，每天他的脑海里都考虑着这个国家的走向，他跟秘书说“把最近传的沸沸扬扬的那篇文章拿来我看一下。”
秘书颇有些不愿，“领导，您该休息了。”
“小说嘛，我就当是休息一下脑子。”老人笑了，他的笑容很亲切。
老人读文章读的很快，然后又把重点细细读了一下，问了秘书一句“这孩子才8岁？你我8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呢。”
秘书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