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爱情，有自己的理想，没必要一个人大老远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来。你做的饰品品牌已经有一定的事业基础，对于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来说，算得上成就了。你为什么要离开？我觉得逃避的因素更大。”
“是吗？我怎么没觉得？你到底是学什么专业的？心理学吗？哈哈……”陈达昌还真没想过来上海和逃避有什么关系，但经过单善这么一说，他内心闪过一丝离开重庆的快感，那种快感，和离开看守所的感觉相似。对的，就是终于离开的解脱感。
“我来读ba就是逃避。”茶上来了，她喝了一口，继续说，“我原本要结婚，辞了工作，准备去国外定居。结果，我的未婚夫一直瞒着我，他已经有两次失败的婚姻。直到他的第一任前妻联系上我，才让我了解到他的真实状况。我把自己封闭了很长时间，不和人见面。来读ba，就是想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逃出以前的困境。”
陈达昌吃了一惊，没想到她经历这么曲折，又不敢多问，只能安慰她，“看来你已经战胜了自己，走出了困境。很高兴你能告诉我这些，说出来，就找到了出口。”
“我们班，恐怕只有我们俩是借读ba来逃避现实和困境的吧。”
陈达昌一时无语，不知如何作答。单善的经历，他完全没有资格评价，也没有资历可以指导，他只能听着。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很小，但也刚刚董事了。他对妈妈很好，两人感情很好，家里充满了温暖。父亲因病去世，从发病到去世，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家里的天，一下就塌了，我和母亲就这样相互依靠，相互鼓励。他们的感情太好太深，如果没有我，估计妈妈也要随他去了。就这样，我在妈妈一个人的抚养下长大。”
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单善说着心底最痛的故事，却没有疼痛的痕迹。
“我爷爷是在上海开纺织厂的，日本鬼子打来的时候，好多上海商人都去了重庆。全家搬去了重庆，工厂也搬到了重庆，我的父亲在重庆出生。外公是重庆人，做货运生意的，在长江上跑船。外公和爷爷在重庆一起成立了公司，扩大了船运生意，在上海也添置了公司资产。爷爷和外公是合伙人，父亲和母亲从小就在一起玩大，青梅竹马。快解放了，爷爷奶奶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外公外婆死活不愿意走，就留在了重庆。”
“这是典型的近代中国资本家兴衰史啊。”陈达昌感叹了一句。
”“也是典型的爱情史”，
70年代，我父亲绕道香港，辗转回到重庆。找到我妈妈。外公和爷爷合资的公司已经公私合营，外公外婆生病在家，我母亲在爷爷以前的纺织厂上班，靠着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两位老人。家里是资本家成分，没有任何单位福利，经常被开会批斗，吃尽苦头。爷爷没撑多久，就去世了，没过多久，奶奶也走了。家里剩下我妈妈一个人，这时候，我父亲出现了。他就是老天爷派来拯救妈妈的，没有他，我妈妈不知道能撑多久。”
说到这里，不知道是爱情故事动人，还是家事太坎坷，她拿着纸巾挨了一下眼眶。
“我爸和我妈很快就结婚，两个孤独的人，终于找到相互的依靠。后来政策放宽，我爸爸就带着我妈到了上海，寻找以前家里购置的家产。我们在静安区有几栋大别墅，都是我爷爷私人购置的。后来都成了国营单位职工的住所、幼儿园、食堂。我爸爸拿着当年地契去找了很多政府部门，政策一直不清楚，没人处理。我爸爸身份是香港人，妈妈是重庆户口，在上海根本无法生活。那时候买米买布都要凭票，有钱都没处用。我就是在这个阶段出生的，借住在以前纺织厂的宿舍里，没有物资，可想而知的艰难。
但我的父母都希望我们内心一定要充满善意和感激，对生活，对人，都不要有埋怨和责怪，以善为本，任何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