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坚信最小的分子必须至少包含两个原子。
她做两份工，在驾校报了名，剩余出很少的时间，那七八个月里，她抓住一切可能与我共处。对我提出种种要求，语气很轻，甚至像邀请去菜市场买菜？一起做饭吧？今天学了什么？压力大不大？她没有更多的时间和钱花在朋友们身上，但我能在深夜听到她对着电话隐忍声音。有时我想去敲她的门，但我自己正泪流满面。
冬天、春天和夏天都过去了，即便“像大家一样”，正常的中考也并没有使我迈进一中的大门。那个秋天我活在连绵不断的忧郁里。是遗传吧，我想。这种东西会遗传的。但如果真的遗传，我不该像我那个从未见过的舅舅似的、也在一中挂名么？也许基因是零零散散的打落，零零散散的赋予，我没有狂躁，只有抑郁，对人的伤害或许没恁的大。我只是难过，考虑死亡的方式像所有青少年一样，在与人争吵之后（大部分是与母亲——她的耐心不到一年就耗尽了，变成应对粗粝生活的粗暴），以考虑自己惨烈殒没的方式体验失去我的世界的痛苦。如果我也留下一个空白的轮廓，母亲会用多少年的时间再度缝合？这想法过于险恶，我记不清了。
那时候你去了南方念高中，我们不就是从那时开始写信的吗？每次去邮局，我都尽可能地走慢一点。你的信我都收得好好的，几乎可以背过。
日日夜夜，我在三中的自习室待到很晚——是啊，落榜之后，连你都劝我——三中也不坏啊——老师布置的作业好像不够我写的，我发明了很多与学习相佐的爱好，比如写诗，比如描图。我现在也可以清晰地、用双手给你打印一幅世界地图，误差小到不计，有时想起半年前的日子，与母亲努力相濡以沫扶持起来的秩序，随着那些一摞摞攒起来的、薄如蝉翼的描红一起在晚风里吹个七零八落。父亲打来的电话，我总犹豫着接还是不接。我回到很小时候的那种孤独状态里，越来越沉默寡言，对待母亲的态度仿佛和父亲曾经的那种沉默如出一辙。曾经被爸爸的手围护着的、虽然是有些小心翼翼的安全感，因为尘埃落定，所以过于遥远——自从高中起，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过了“学生年代”，因为学生是无忧无虑的。
你问我与母亲的和解吗？那不算是，至少我觉得。但你可以这么想。毕竟，是从那天开始我不再给你寄散发着梅雨味道的诗歌了，一首也没再有，你说，我的文笔是从那时候“变得峭立起来了”，但那之前，我其实是一日萧条过一日。
母亲学出了驾照，她载我去看望老人。自从爸爸离开，我们第一次不必再拎着大小的东西挤公交车去姥姥那儿。直到我随你去了你的奶奶家，才知道并不是晚辈看望祖辈总要带一堆的礼物，一篮精装的山鸡蛋一台小收音机都太嫌生分。可是每次由母亲带领举家去拜访的时候（无论是三个原子还是两个原子），我们都像去一个远方的亲戚那里。自从与母亲的关系变得像生活一样粗粝，我学会克制自己的想入非非，只有一点，还是让我发现了母亲永远不能享受与姥姥共度时光。拜访之前，母亲急匆匆地打电话“预约”时间，然后就是挑选适合的物品，蔬菜，水果，成盒的牛奶，替换的灯泡。然后就是一一清点，我与母亲一人拎起一半，去践行义务。这种紧张感当然与我那素未谋面的亲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自从被允许观察过了蝴蝶标本盒，我就失去了探秘的兴趣。我一心只想考上南方的大学去找你，我努力地学习，但成绩从来不给我好脸色，高中的课程真的好难，比日子还要难，我所有的自信在那一年都平白消解了。老师的夸赞只会讲“孙春萼是我们班最用功的同学……”，“用功”比“笨”还让人羞耻，甚至都没有女生来接近我以彰显她们的聪明。
车窗外，青天白日。母亲的手放在收音机的按钮上，回头看了一眼后座的我，“都好几次了，这回高兴点行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