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下来的，这和其他的民族，完全不一样。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圣王是天下文化的创制者，也是一代代往下传的传承者。这个传统，是从羲皇开始的。我们的民族，就像一个大家庭，圣王如同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把国之神器，传给下一代圣王，一代代地往下传。这种传承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一是圣王一体，如果有人非以圣而王天下，那么他就会被推翻，因为他没资格给这个大家庭做家长。
社会是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的，其经济文化形势，在短期符合随机游走的特征，而长期服从具有一定方向性的历史规律。从这一社会变革的趋势可以得到这样的推论在先人生活的时代符合社会发展阶段的规范准则，在大概率上不适应当代社会；而能够适应当代社会的规范准则，大概率上为先人所不能接受。在这一组矛盾中，我们就必须在“使先人满意”和“使后人满意“中做出权衡。而从唯物论的角度考虑，已逝的先人不再以任何主体的方式存在，因此，考虑他们的满意与否是没有意义的。有些人不接受唯物论，这也没有关系即使先人们的灵魂仍然存在，并以某种方式在某些处所构成他们自己的社会，现世的规则也绝不对现世以外的社会构成约束，先人们的灵魂在他们那一独立的社会中，仍然可以采用与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相适应的规则。简而言之，现世的规则用以约束现实存在和未来将要存在的人，就必须以他们的福利为唯一的考虑因素。
当我们有了最大化今人和后人的福利这一目标，又面临着旧的事物往往不能够适应新环境的客观条件。立足于现实社会，就应当在思维上有薄古厚今的倾向，在行为上将移风易俗常态化。从思想的根源处进行变革，将改变看作正常的事件，而将长时间的延续当作特殊事件来处理。决不要等到传统完全不适应新形势，影响极坏，续无可续的地步，才考虑进行改革。事实上，理性地讲，当传统开始不适应现实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的不适应程度会逐渐加深。因此，不进行改革所造成的损失是日益增加的。而进行改革，也会发生按改革次数计量的成本，对于构成硬约束的法律，条例，成文规则，这一成本较大，而对于不成文的，个人可以进行取舍的软约束，这一成本较小。我们在进行变革的时候，变革的频率应当满足使得这两项成本和损失的总和最小。这样的思路，和最大化今人和后人福利的思想是等价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上奉儒学为圭臬，而儒学是侧重于国家治理，个人道德和行为规范等专业方面的一个思想学术派系。它构建了完整的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价值系统，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奴隶社会晚期，它可以说是很先进的；但是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它还有多少先进性可言呢。它能不能比其他的制度更好地满足现代人的需求，最大化现代人的利益呢？国家治理和个人道德研究的都是现实问题，因此不适合以历史的眼光看这一问题，而适合以现实的眼光看这一问题。那么以现实的眼光看，在国家治理和个人行为方面，儒学总体上是相对落后的，它相对于资本主义价值观是落后的，因为它不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能比资本主义更好地满足人的需求；它相对于社会主义价值观也是落后的，因为它不适应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能比社会主义更好地满足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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