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家屯的生产队长，便有了“气死”的毛病，凡是与家里人生气，或者与村里不听话的人生气，他便会“气死”。
“气死”的时候，无论是康家的人，还是薛老喜之流都会一下子涌到他的身边。又是叫魂儿，又是扳胳膊扳腿儿，又是掐“人中”。弄来弄去，那些人一会儿都给他弄醒了，要么好言相劝让他回家消消气儿，要么给他弄到大队的卫生室里治疗，后面的事便是薛老喜之流对“气死”他的人穿“靴”戴“帽”，口诛笔伐。
每“气死”一回，康大功的威望便高升一回。
不过那一晚上他“气死”的时间都很短。也许芬芳都习惯了，每一次“气死”的时候芬芳就那一句话“你只要觉得你这样划的来，你就这样气着”，他一会儿都没事了，都犯醒过来了。
康大功“气死”的现象就像是唱戏，台下的观众越多，喝彩声越响亮，持续的时间越长，他气的越死，效果也越好；若是哪一天台下没有了观众，或者是观众寥寥，他便是“气死”一会儿都自动犯醒过来了。
再后来，村西头那大路上偶尔出现的孙家老二老三，不再是昔日那叫花子的模样了，穿皮鞋了，穿西装了，打领带了，并且听说在市里找了工作了。
康大功看见一眼都“气死”一回，只是“气死”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自己都会掐自己的“人中”，伸伸胳膊伸伸腿儿，马上都犯醒过来了。
就在那一年的春季，康大功不得不把地分到了各家各户。
从此便再也没有听见过薛老喜每天在村头吆喝着派活儿了；南坡北地再也没有回荡过薛老喜象赶牲口一样，催促人们加快脚步去地干活的声音了；山更青了；庄稼更绿了；粮食更多了；人们的肚子大起来了；人们脸上的表情轻松了；家家户户能用油炒菜了，不再像苏老二那样把油高高地挂在墙上了；人们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了；村西头都有榨油的两个作坊了；从山上往下看，不是一片绿，还有红的花，黄的果了；想啥时间起床就啥时间起床了；一年都可以有两个棉袄了；棉袄里的花想填多厚就填多厚了；想啥时间睡觉就啥时间睡觉了；南坡北地还时常回荡一声发自内心的河南梆子腔了；大街小巷再也听不到看不见邻居们吵架打架的声音和情景了······。
康大功自己也清楚，是换世时了。他不但从报纸上得到了很多的信息，他从周围村子里也得到了很多的“精细儿”。
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户，那些勤快的庄稼人都自己买牲口和拖拉机了，不单是他康大功失去了往日的某些作用，薛老喜也没用了，生产队里的牲口和拖拉机也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