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都会给你准备，这些不用你操心。不管你是贿赂官府也好，找私盐贩子也好，甚至人贩子都行，我要的就是人，越多越好！”
徐大用立正道“是！”
乾隆中后期以来，两淮地区的私盐问题越来越严重。不仅私盐贩和私盐种类越来越多，贩私规模也越来越大。究其主要原因，除了吏治的、满清到处用兵以及盐商大量捐献造成官盐价格上涨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满清继承了明代的“行盐地界制度”。
这种制度的最大特色在于，它不是以行政区划为依据，而是根据历史传统、或者是地理状况（如行盐地与产盐地之间的距离）乃至满清自身的某些特殊需求，将全国划分成了十一大盐区。
以税赋最多的两淮盐区为例，其所管辖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个省区里，竟然没有一个省份是完全行销淮盐的；每个省都被来自两个以上的盐区所产的官盐所瓜分。
而各级盐务衙门都直属清廷户部，他们可以越过地方政府，直接处理盐业上的事务；但在处理、防范并打击私盐时，却又离不开地方政府的配合，可地方政府并不享有独立管理盐务的权限。这种尴尬局面的产生，就为私盐入侵了可乘之机。
行盐地界的划定，是从朝廷税收而非便民的利益角度，来实行的一种僵化落后的政策。这一政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割断了普通日常生活用品食盐与市场的直接联系，为私盐的活跃培植了土壤。
赵新的谋划就是让徐大用通过私盐发展地下贩运网络，通过贿赂沿途各州县官吏，利诱和拉拢两淮各贩盐集团，乃至武力胁迫，将河南流民运到江苏沿海，然后经济州岛转运北海。
至于整个行动中的经费问题，那就要感谢扬州汪老爷家地库里那几十万两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