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蒙蔽不见天日，稽防难周。”
而且由于吏治腐败，此时的川楚两省官员贪污盛行，上行则下效，地方官吏糜然从之。他们平日只知承平恬嬉，全然不知修攘为何物。
话说封建时代皇权不是不能下乡，而是下乡的成本太高。
以川东道下属的夔州府为例，治所奉节距离成都一千七百四十里，其所辖之大宁、巫山等县距离成都都在一千八百里以上。
而直隶达州则距成都府一千二百里，川北顺庆府之通江、南江等县距省治也有千里之遥。官府公文来往费尽周折，藩臬二司的政令因路途遥远而无法及时传达地方，对于突发事件也不能立即处理。
由此可见，清廷如果想将南巴老林的流民一扫而空，必须是三省督抚坐在一起做好通盘谋划，如果各省仅关注一隅，其效果必然不佳。
问题是时间不等人，上谕里说的很清楚，这件事谁办不好就撤谁的职。所以在钦差抵达之前，三省的做法竟然出奇一致，那就是先清扫省城和治下各府的流民乞丐，清空监狱里的囚犯。
随着大批衙役纷纷出动，那些叫花子也好、滞留的纤夫也好、甚至还有牢房里的囚犯，不管男女老少、有病没病，一律全部送上船，或是经陆路押送至江苏；再由江苏巡抚派员，会同淮安知府，一并送抵射阳湖徐庄。
然而不管什么样的经，在乾隆晚期吏治腐败的阴云笼罩下，到了下面一定会唱歪。各地州县官员要是不趁着这个“好时机”贪腐中饱，求财纳贿，那简直是愧对自己的顶戴花翎。
达州知州戴如煌，老昏贪墨，为完成总督大人交待下来的任务，居然派出五千胥役在其治内大索，拘押有产者无数，趁机勒索，以此弥补在任以来的亏空。只要不掏钱，一律定为流民，押送出川。
而湖北当阳、郧阳更是极致，他们先是派出衙役在府城、县城各处稽查，只要口音不是本地的，而且没有路引和保甲证明，一律充作“流民”；城内各处但凡有人口角斗殴，不论对错，全部收押，以打成流民为名，勒索钱财。之后又派衙役进入南山老林边缘地带，将难以完成赋税的村落一锅端。
到了乾隆五十五年初，三省竟然已经凑出了十万流民，陆续押送出境。
不管是纤夫、乞丐还是囚犯，这些人原本就是衣不裹体，食不果腹，一番折腾之下，很多人还没进江苏就已经病倒。
沿途的各省督抚只是派兵监视这些过境的“流民”，以防这些人逃跑，流窜境内。而两江总督衙门、河道总督衙门则派出兵丁和船只，将南到野朝洋，北至乌沙河，西至阜宁县东五十里，东到大海的大片划为禁地，专门用于安置三省运来的“流民”，等待北海镇将其接走。
下面的官吏吃饱，上面的各级道台、臬台、布政使和督抚也是收获颇丰。比如湖北的百姓便将湖广总督毕沅、巡抚福宁、布政使陈淮三人称为“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
到了二月，随着和琳坐镇襄阳居中协调，再加上和珅不断的来信督促，三省督抚在经过大量的书信往来商议后，便约定在三月三这一天同时动手。
四川总督李世杰亲自率督标中营中军副将、川北镇总兵、重庆镇总兵赶到达州，调督标中营五百，会同镇标中营、顺庆营、达州营、潼绵营、太平营、通巴营等共四千人，从宁羌州、南江县、通江县、巴州、乐乡县向东，进入川东北的巴山老林。
湖广总督毕沅坐镇襄阳，派督标中营四百，会同提标中营、襄阳镇、郧阳协、宜昌镇、镇筸镇共计五千五百人，从郧西县、白河县、竹山县、房县、兴山县、归州向西，进入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
陕西巡抚秦承恩坐镇汉中，派提标中营一千五百，会同宁羌营、汉凤营、渔渡路营、畧阳营两千五百名，从羌宁、畧阳、宁陕、孝义、褒城、固城向南，进入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