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石以上不奖不罚的有十年，约占37.5；纳粮不足十二石的及格标准是十四年，占了43.75。
而遣犯的数据则更差。新疆东路的遣犯屯田历史是三十年，这其中仅有五年的纳粮标准超过了达六石六，得到了日加给白面半斤的奖赏，占16.7；纳粮在四石以上，不赏不罚的共有二十一年，占70；纳粮不及四石且受到重责的，共有四年，占了13.3；至于纳粮达到十石的，则是一年都没有。
因为兵屯和犯屯的纳粮标准完不成，统辖营官和管屯官都要受到处罚，于是为了不挨罚，各级屯田官就得逼着下头多开耕地，而且还不能计入田亩账册，由此耕作之艰辛难以言表。当然了，如果赶上灾荒年份，就算玩了命的多耕地，照样完不成。
说到生活艰辛，由于屯兵每个月还有一两多的饷银，再加上新疆东路的粮价极低市斛一石仅索钱三钱，所以虽然生活贫苦，但也能吃饱饭。可那些遣犯就不同了，他们虽然屯兵共同从事耕种，但一个大子的钱也拿不到，官府还不管口粮，只能依靠屯兵的残羹剩饭活命，生活极为悲惨，逃亡事件时有发生。
西线司令部的人曾救助过一个半疯半癫的家伙，后来才得知此人是个流放犯，三年前因贩卖私盐被发配至此。先是老婆病死了，留下一个五岁大的女儿，之后为了完成耕作任务，他根本顾不上孩子，只能在耕种时将其放在附近的林子里，任其嗷嗷呻吟，没几天，那孩子就被狼叼走了，男人也疯了。
做完了这些统计，赵新大致明白了清代流放新疆的普通人境遇有多悲惨。在他的直观印象里，原以为流放犯来这里都是要当兵戍边或是放羊。
拿到调查数据后，赵新觉得土地所有制照葫芦画瓢就行，关键是要给屯户们一个合理的纳租额，能让他们安心种地。再有就是遣犯的情况要重新做甄别，像那些忤逆、抢劫、窝盗、迷拐、偷坟掘墓、谋杀、越狱、乃至贪腐的，是罪犯要继续接受劳动改造，冤枉的就得转成跟兵屯一个待遇才行。
此外除了上述问题，还有一个让赵新头疼的屯田群体“户屯”。这种耕种形式设立于乾隆二十七年，劳动人手来源不一，情况复杂。其中有来自甘肃各地的流民、佃农，有来此寻找生计的“佣工艺业之人”和小商贩，也有就是绿营眷兵的分户子弟，再有就是内地的一些豪强大族，以及当地发案被株连者、内附的边民等。
户屯的耕地一开始也是官营，每户给官田三十亩，但只要耕种满五年，就可以“升科”也就是要向官府缴纳赋税，同时官田转为私田。此外这部分人的农具和牲畜不是由官府拨付，而是贷给使用，生计充裕之后要交还，损耗自行承担。
这部分耕地虽然数量不大，但也不能轻视，所有权怎么收、如何收，赵新还拿不定主意。关键是这年月的新疆地广人稀，没开垦的荒地实在多了去。要是为了这点地收回所有权，在整个新疆还没拿下之前，传出去对北海军的名声不好；可要不收回，留这么个尾巴以后也是个麻烦。
赵新经过和范统、江藩以及后勤人员多次开会讨论，最终制定的方案如下：
一、西线司令部设立农垦部，暂由参谋长江藩作为总负责人，相关人员可从后勤部抽调，也可从民间招募。农垦部将统筹整个新疆东路全部农田水利事务，包括种子、新农具、牲畜的发放和维修也归由屯垦部负责。私有土地的赎买也暂时划归屯垦部办理。
二、从1794年开始，兵屯的细粮缴纳标准降为十石也就是1200斤，多余部分归屯户所有。达到这一标准的，每户发五十北海元的补贴。此外屯兵的饷银从原来的每年三十两八钱折合154北海元，调整到200北海元；养马户则从原来的四十一两五钱即207.5元，调整为260元。调增部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改善生活，让其不必再为盐菜开支而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