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要放告这三件，是否已在八字墙公告时日？
原告被告人证物证是否具在？”
唐承看县丞胸有成竹的模样，心知不妙，但又不知到底哪里出错，就算自己放告排号有些猫腻，但目前积压有三十件，县丞不可能把所有案子的人都叫来核对顺序。
当堂被上官追问，唐承心头十分慌乱，放告确实是要按县丞说的，排好日子还要在八字墙公告，通知相关各方到堂候审。
但唐承以前并不这么干，以便于他随时调整放告顺序，从中获得好处，这是一个漏洞，但只是程序缺失，不算严重的问题。
唐承紧张的思虑一番，似乎没有特别大的纰漏，就算是没有公告，县丞也不能以这个理由重处他，心中有底之后便回道“确是那三件，一应皆已备齐。”
县丞点点头，突然转向典史，“代知县事杨大人来时，已明令示下，非命案急切之讼，一律待新任知县上任方能过堂，徐大人，是否如此。”
徐典史一直看热闹，没想到县丞突然问他，瞟了一眼唐承后道“确有此事。”
此话一出，局势急转直下，唐承目瞪口呆，这句话对于他犹如晴天霹雳，违抗坐堂官的明令便是大罪。
“昨日分明是…。”
唐承急切的说到一半，却又张口结舌说不下去，昨日县丞衙署的一名皂隶过来通知他，说今日可以放告，现在看来，完全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可怜唐承开始还以为是选择讼状的把柄，其实连放告本身都是一个坑。
唐承全然不知杨知县说不放告的事情，实际上杨知县是私下吩咐县丞的。
因为官司词讼有利可图，所以留下讼状给下任是一种潜规则，就是向接任者的让利之一，以便顺利交接其他很多不好交代的事情，所以这种事情，杨知县当然不会大庭广众的说。
当时在场的只有县丞和典史，县丞代理县事，徐典史不在其位，不会主动去找承办房叮嘱。
所以只要县丞不跟承房说，那唐承就不可能得到信息。
而唐承并未经历过知县交接，昨天又接了那皂隶的口头通知，被县丞利用了机会，生生给他安了一个公然违抗坐堂官明令的大罪。
而偏偏代理知县确实说了这话，唐承想找知县告状都不知如何说，即便他豁出去了，越级向安庆府衙申述，事情却会牵扯到代理知县，又涉及到官场让利潜规则，唐承是绝对赢不了的，反而还会被安庆府重处。
而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县丞摆明要对付自己，就算说了昨天那皂隶过来通知放告的事，也是无凭无据，县丞可以一口否认，顺便再给他戴一顶血口喷人的帽子。
也就是说，县丞挖的这个坑，无论今日唐承如何应对，都是要掉到里面去的，要怪只能怪自己没问皂隶要文书。
县丞看着猎物掉入陷阱，依然神色如常道“承房典吏将在堂官明令当做耳旁之风，玩忽职守不可饶恕，当惩戒以儆效尤，来人，杖责二十！”
县丞大权在握一声令下，几个皂隶上来顺溜的拿下唐承，这几个皂隶都是县丞衙署的人，他们不怕承房报复，加上平常就跟这唐承有嫌隙，毫不手软的当众脱了唐承裤子，拿起水火棍照屁股就打。
唐承挨了两下就开始尖声哭叫，啪啪的棍棒着肉声音不断，直到二十杖责打完，唐承烂泥一样摊在了地上，屁股上血肉模糊。
除了唐承的喘息，堂上落针可闻，堂下司吏衙役噤若寒蝉。
明代初期讲究权力制衡，知县权力有限，连吏员都不能任免，但吏员的考评和惩处全在知县，明中之后知县权力完善，除了对佐2官客气点，有些知县甚至连典史也敢杖责。
衙役地位低下就更不用说了，知县对罪犯的刑罚只能到苔，但明代对吏员皂隶十分严苛，知县对属下的惩罚不属于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