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很充足的准备，可等到这个巨大又无比沉重的包袱砸下来了以后，大乾王朝也只能是勉强苦苦支撑。
更为让李存头疼的还是他必须得治理黄河。
哪怕唐恪按照李存的意思，只是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治理黄河，但即便是这样其花费也是高得可怕。
最关键的还是粮食的消耗。
虽然大乾朝廷并不支付钱财，只承诺等黄河治理好了以后，按功劳大小给民夫分两河流域的良田，但为了让民夫有力气治理黄河，民夫全都得吃十分饱，否则他们哪有力气去干那么辛苦的劳作？
再者，要是李存这个皇帝差饿兵去治理黄河，没准会出“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那种动摇李存的江山的事情。
另外大乾王朝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麻烦。
虽然李存一直在剿招中原地区、河北地区、河东地区的溃兵、寇匪、义军，但因为这战争一直都没有真正停下来，以至于总有新的溃兵四散开来，进而就会总有新的溃兵、寇匪、义军出现。
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就在大乾王朝向西宋小朝廷发起总攻的这个关键时刻，一个叫李孝忠的人（不是历史上的李彦仙），竟然纠集一伙溃兵正在攻打襄阳府，看他们的意思，是想要进入荆襄地区，甚至是想要从荆襄地区进去蜀地；
还有一个叫阎谨的人，也趁着这个机会，纠集了上万寇匪，正在攻打黄州；
原来在河北闹出不小动静的大贼高托山，后来被赵宋王朝给招安了，改名高胜，在赵宋王朝被李存灭掉了以后，高托山重新聚众万余，在河北的太行山一带闹得很凶。
如果这些叛乱只是发生在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的中原地区、河北地区和河东地区，李存还没有那么烦心。
可杭州人陈通，聚集了数千人，目前正在浙东一带出没，多地官府都报，陈通有攻城略地的苗头，似乎是想走李存之前走过的老路；
更为让李存心烦的是，鼎州武陵人钟相在其家乡利用宗教活动组织民众，凡加入他的组织——乡社的农民要交一点钱粮，社内实行互助共济，因此都能“田蚕兴旺，生理丰富”。他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钟相以此深受当地民众的拥护，被称为“老爷”或“天大圣”。
周围数百里的民众加入乡社的不计其数。
——钟相的乡社并不是在大乾王朝时期壮大起来，而是早在赵宋王朝统治荆州地区的时期，他们就已经开始秘密发展了，究其历史，只怕都快有二十年了，其影响扩大到洞庭湖周围的各县。
如果说，钟相只是求官，李存肯定会给钟相个封赏，然后一点一点分解他们这个乡社。
可问题是，也不知是不是钟相觉得，来大乾王朝，他的发展空间不大，只有先去跟奄奄一息的赵宋王朝混一混，然后他自己建立王朝，他才能当上皇帝，他竟然选择放着近在迟尺的大乾王朝不投，而是在李存伐宋的时候，他想要率领他组建起来的三百人马去东京汴梁城勤王救驾。
只可惜，当时李存派兵将北上的道路全都给堵死了，使得钟相根本就无法北上。
后来，钟相便以这三百人为基础筹划起义。
也是不久前，钟相趁乱率众起义，以“扶宋灭乾”为口号，纠结了不少信奉其宗教和心向赵宋王朝的人，又裹挟了大量无辜的民众占据了八百里洞庭湖，钟相自称楚王，设立官属，他们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
他们把杀官吏等行为称为“行法”，把平分这些人的财产的行为称为“均平”，斥大乾王朝国法为“邪法”，凡是参加其起义军的，一律免除赋税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约束。
靠着这些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