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我们宣称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第二阶段,我们说也许有事发生但我们不该采取行动。
第三阶段,说也许我们应该采取行动,但是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第四阶段,也许当初我们能做点什么,但现在已经太迟了。
但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姚广孝补充道:“人之受病有形,则可循方而理,若本就是个病入膏肓之人,却偏偏起居如常,那才叫积之甚久、受之甚深,这才是为什么吏治是变法深入后的头等大事的原因,经济造血容易,可吏治肃清风气却难不过医者有抉肠涤胃之方,善治政者自然也有有剔蠢厘奸之术,全看陛下是否愿意而已。”
朱棣点点头,姜星火说的肯定是有道理的,吏治风气这种事情,说严重也不严重,拖着也死不了,但你要说不严重,那也不对,这里面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在于病得多重,而在于沾染了不好的风气以后,整个朝廷都对此麻木而毫无知觉,这才是最可怕的。
但好在,现在一切都有可为。
“国师的‘剔蠢厘奸之术’,不妨说说吧。”
指出问题谁都会,最关键的是怎么解决问题,而朱棣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指出问题的人。
姜星火并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在他前世的嘉隆万大改革时期,怎么解决明朝吏治问题,高拱、张居正等人,早就给出了一套成熟的、系统的方案,都是对症下药的好东西,只需要结合明初具体的时代背景稍加修改就能拿来就用。
“革新吏治,头等大事就是多执行而少非议。”
“天下大事,谋可在于众,而断在于独。汉臣申公曾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便是这个道理。”
“吏治的问题就在于议论的太多而执行的太少,便如考成法、京察,即便陛下力主,依旧意见横出、谗言纷飞,难寻其源头,也让听者不胜其眩,议论纷纷,如何成功?”
“欲成一事,审慎对待务求停当后果断行之即可,何必让众人扰攘?如昔年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动摇。”
“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则信而任之即可。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
朱棣哈哈大笑,哪还不知道姜星火肯定是主持京察这段日子也不胜其扰,那雪片般的弹劾就飞到桌前,任谁不头大呢?
但让群臣少哔哔这种事情,便是朱棣,也很难下得了决断。
不让文臣说话,自宋朝以来,就不太行了。
文臣士大夫们,那都是哪怕火化了都能剩下一个嘴还在硬着的,你不让人家说话,缝上?
完全不让人说话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不听这些议论,朱棣能做到。
实际上管仲就曾经说过“蜚蓬之问,明主不听也;无度之言,明主不许也”,而不管是“不听”还是“不许”,都是明主运用自己权力的体现,也是集权的措施。
而文臣士大夫们在庙堂斗争中最有力的武器,也恰恰就是舆论,在所有流传在庙堂的风言风语后面,往往都有着各种复杂的利益牵扯,所谓门户之见便是如此了,这也是延续了多少年的问题,想要根治并无办法,只能尽量免受其影响,也就是少扯没用的,扯了我也不听。
“医治吏治八弊,除了多执行而少非议,其次便是整顿纲纪,严肃律令。”
“何谓纲纪?”
“纲如网之有绳,纪如丝之有总,有了这张大网,才能笼罩整个天下官吏,让官吏们都服从朝廷的法令,诗经有云:勉勉我王,纲纪四方。纲纪就是国家的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否则整个国家都有倾颓之危险。”
姜星火严肃道:“主持京察这些日子,最大的感触便是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从上到下,对事情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