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有人在明面上提,但是确实是存在的,那就是科举考试的流行风向影响。
士子选择五经里的何经作为本经,往往与其家学渊源、老师、就读的县学府学都有关,但从大数据分析的话,研究《诗》《易》《书》的人数远远大于《礼记》和《春秋》(这里有个题外话,本来应该是考六经的,但是《乐经》已经失传了),这和前三者的字数和难易程度比后两者来得简单许多也有关系,尤其是《春秋》的微言大义,常令专攻的士子知难而退。
正是因为这种现象,所以一般科举出题的时候,也会有针对性地偏向《礼记》和《春秋》或者不偏向。
也就是说,既然朝廷知道士子们学的最多的科目是什么,那么其实是可以人为地控制“大小年”的,这就有点赌运气的成分了。
而这种“大小年”,士子往往会通过朝廷对于用人的需求来判断。
今年甲申科,因为朝廷用人需求很大,所以士子们普遍认为,第一场考《诗》《易》《书》的概率要远超于《礼记》和《春秋》,因为这样会造成科举“大年”。
很遗憾,姜星火不是一个喜欢按套路出牌的人。
所以今年五经重点考《春秋》,五书重点考《荀子》。
因为主要是“同考官”们负责批阅试卷,而主考官和阅卷官则是负责后面的审核,所以“同考官”们,其实才是真正掌握着举子们命运的人,他们通常是用“青笔”来写评语的,一般评语越好,中的概率就越高,通常平均字数在三十个字左右,如果写了一堆好评,那就代表着该“同考官”赌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向阅卷官推荐这名考生的卷子,一般阅卷官都会重点关注一下。
但是因为名额有限,一般三甲进士就录取三百多人,所以阅卷官和最终决定的主考官,都是慎之又慎的,还会将几十名“同考官”推荐上来的卷子筛选掉一片,然后再从剩下的卷子里优中选优,进行第一场考试的排名。
永乐二年二月十二日,第二场考试,考试论(限600字)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选答一道,试论就是议论文的意思,题目也是从五书五经里出,但跟第一场不一样,不需要用八股文来答,随便你怎么答,散文骈文都可以,重点在于议论文本身的质量;判语就是行政文件,也就是京中各衙门对于下级单位递交上来的文件的批语,姜星火跟老和尚商量定的是两个总裁变法事务衙门的文件、两个六部的、一个寺里的,也算是为国筛选实用人才了;诏、诰、表则是皇帝的公文写作,要求士子模仿上位者的言行,写出相应的诏、诰、表,一般都是汉诏、唐诰、宋表,也就是说情景模拟,给过去的朝代写皇帝的公文,这是为了避免有人触怒现在的皇帝,今年的三道题目就是“拟汉武帝与西域大月氏诸国诏”“拟唐以张九龄为中书令诰”、“拟宋群臣贺孝宗做敬天图表”。
二月十五,第三场考试。
第三场则是简单很多,就一道题,策问,考的是时务策(1000字以上),策问要求文字平铺直述,不尚文藻。
策问,就是以“问”来开头,给一段材料,在阅读材料后,写出自己的理解。
一般来说,策问属于附加题,从重要性排序上,会试重点看第一场经义的八股文,然后是第二场的试论判语和诏、诰、表任选,最后才是策问。
但今年不一样,今年在考试之前,就明确说了三场重要性相同,意思就是策问的得分占比提高了。
果不其然,今年策问的题目就是“论宋朝四民皆本与开海裕国之国策”。
说的是宋朝,但所有参加会试的举子都知道,这是说的今天的大明。
而且既然甲申科的会试,从主办机构到主考官,全都是变法派的人,那么自然这道题的“标准答案”或者说考官的喜好,就不用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