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六成则需解运。
这六成之中，又有四成征收自北方，基本要用作九边军粮；剩下六成约一千万石，百余万石留南京，剩余本该悉数解运到北京。
但一条漕河，一年运力大抵也就运四百多万石粮入北京。
而粮食从南面运到北面，一路上解送、损耗也是个巨大数字。
正统初年，朱祁镇还年幼，官员们想了个法子：运力不够，而漕河运粮主要便是为了皇帝岁供和京官、勋戚、京营俸粮，顺带供应都城百姓。
京城其实每年也吃不完八百万多万石粮食，粮食放着便坏。
不如这样：把该解运至北京的四百万石粮食，四石粮食折银一两，计有百万两，直接运银子到京城。这部分银子，全给皇帝，那么还可以再运粮四百万石抵京。
既满足了京城的粮食所需，又完成了田赋收入该有千万石解送至两京的任务。
没什么大问题，年幼的朱祁镇和当时的张太后也不懂太多，开心地接受了。
至此，大明帝国定额的田赋里，差不多有百分之十五的份额永久地固定了下来，折银百万两解送京城入内帑，是为金花银。
朱常洛平静地说道：“岁供折银，与民来说自然是避免加收耗米、征发解运徭役的善政。但是，金花银由单都发给了哪些府？”
所谓由单，便是朝廷划分好这部分折算成金花银的税粮份额给各省，各省再对自己分到的份额进行切割，派发到府州。
皇帝说出此话，众臣都沉默不语。
如果说是为了避免损耗，这一百万两金花银，自然该划分给运送损耗最大的偏远地区才是。
但实情呢？反倒是分布于运河或者长江等船运最为便利的的南直隶、江西、湖广、浙江、山东、河南等地。
更具体一点就会发现，还往往是各地相对富的府。
再发散一点还会发现，这么多年来份额的分配还往往与这些地方的科举成绩如何有正相关的趋势。
“下面就不需要朕言明了吧？”朱常洛看着他们，“虽已折成金花银，但由单所派府州，解运加耗一样在收。”
运粮食有加耗，运银就没有加耗了？要换成银子，要重新融成符合规格的金花银呢。
陈蕖听得大汗淋漓：皇帝这么懂吗？
其实地方上，从百姓手上收上来的仍旧是实物。
最终到了户部，也只核对各地应送到的金花银数目。
这漫长的过程中，其实并不必千里迢迢真把银子从南方运到北方：如果在北京有人能直接拿出相应数额的银子，不是省事了吗？
其次，获得份额的地方上收上来的那部分粮食，按照一两银子四石的比例，这部分粮食就不用运到北方了，可以留下来。
是卖还是用，卖给谁？卖价多少，那还用说吗？
一石粮食如今的售价又是多少？
北方大约十一钱到一两，南方大约八钱到一两，这是没有大规模天灾的情况。
如果特殊时候，米价涨到二三两甚至更多也是有的。
也就是说，如果获得了金花银由单的府州有人出面把本府州应交上去的金花银承担了，那么那些粮食自然可以归他处理。
四钱银子一石，转手就是至少一倍的毛利。所得净利，商量好分成比例就好了。
于是最后，在北京的皇帝只知道自己每年固定有百万两白银入账，地方上的百姓仍旧上缴田赋以及各种加派、役银，而地方上的官绅总是抢夺着金花银份额、找各种原因拖欠金花银外的其余赋税、每逢“喜事”就盼着蠲免。
这便是从金花银入手的大明财计艰难真相之冰山一角。
如此金花银，上至天子，下至官绅，谁不称妙？
劝皇帝节俭，却从不劝减少金花银，原因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