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一部分外出务工者因为职业感到羞耻。梁鸿在西安考察时遇到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沉默异常。要么不说话，要么就是和坐车人或不相干的路人吵架，拒绝与梁鸿交流。那双愤恨的眼神，令人记忆深刻，他愤恨父辈与“我”交谈甚欢，也愤恨处于这样一个职业之中。而这一切都来源于羞耻，他为他的职业和劳动而羞耻。产生这羞耻感的原因，大概源于以下几点一是这一职业本身的地位低下，在这个城市并不受到尊重，给他带来一种公开的被羞耻感，仿佛农民工的存在就是不那么光明正大，而应该受到嘲讽。二是他还年轻，充满着对生活的不理解，对于眼前困境的无能为力让他怒恨。他不想成为父辈们那样在城市卑微的存在。他羞耻于父辈们的自嘲与欢乐，他拒绝这样的放松自轻自贱，他想通过外在的冷漠掩盖内心的自卑羞耻隔绝外面梦幻与他不相干的世界。
试图接纳新思想，寻求解脱。梁鸿在遇到韩建升的时候，便被他的外在气质所吸引，“忧愁的憔悴的失去了某种主体意志的形象。”[1]他是城市的“孤独症患者”，在这个城市里处于半悬空状态，微薄的工资，难以成家。可他来参加“工友之家”企图打开自己适应这个社会，这是一个孤独与疏离的时代，如韩建升一样的人外出务工者，企图在精神匮乏的时候打破现实的围墙寻找一个出路，拼凑完整的人生。
二、梁庄外出务工者生存困境原因
（一）城市的排斥
梁庄外出工作者进城本身就是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与城市显现出各方面的不相和谐。“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作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性排斥的基础，直接造就了农民工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性排斥，使农民工不能在城市中得到应有的接纳，从根本上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10]没有制度的保障和政策的支持，农民工始终难以真正融入到城市中。
在西安以蹬三轮为职业的群体，他们的工作没有保障，容易与别人起冲突，“黑市容”厉害的时候外出务工者即使送礼也避免不了被挤车罚款的命运，与其他三轮车人冲突，打群架是常有的事情。公交车也会挤三轮车，将其往边上挤，本地人瞧不上开车的也会开骂起来。这些都是这一工作甚至这一群体不被城市所接纳的具体表现。这一职业也成为城市发展的阻碍和最想解决掉的问题。在报道上可以看出对于三轮车这一职业的态度，“三轮车夫耍赖致交通瘫痪了三小时”[1]40一个简单的报道，却显现出这一职业与这个城市有多么的格格不入。即使他们只是想在这个城市谋求生计，获得生存的基本物质，却不可避免的与这个城市产生摩擦被城市排斥显得格格不入。
青焕在去工作的途中，被当地的车撞倒脑震荡，人已经无法生活自理，需要不间断的药物供应才能维持生命，一直打官司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外出务工者在基本的权益方面没有保障，在外面出现了意外也很难受到公平的对待，更多的是无奈和痛苦。
城市在发展，而梁庄务工者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选择在城市立足，就要跟随城市快速的节奏，要成倍的付出才能勉强维持在城市的生活。他们的生活轨道，因为进入城市而发生变化与原先生活的农村发生割离，而且另一方面他们在融入生活城市生活之后，又以城市的变化与自身结合的姿态出现。是不完全的城市者，更像是城市的边缘者。
当地人的排外
城市的饱和度已经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程度，务工者进来会引起一定的人员变动，资源分配改变。当地人会产生一个排外的态度。进城务工者大多都经历过当地人的排斥和冷漠态度。这让他们感觉尊严受到了侮辱，同时权益也无法受到保护。此外，城市里快节奏的生活与他们本来的生活格格不入。在内蒙古的朝侠说难的时候自杀的心都有了，透露出对刚进城市状态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