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来了关于劳工阵线首领陈公博的专案材料。此人嗜酒成癖，除了汪未经，他酗酒滋事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詹国强还抛出了关于“陈公博违反纪律的专案材料他放荡无羁地和一些来历不明女人乱搞，丢尽了真正国名党人的脸面。当天夜里一份有损傅雷名誉的材料怀疑他乱搞的文件又摆在了汪未经的桌子上。
“不，不，”汪未经为父类辩护说，“他是个儿女满堂的人。这纯属诽谤”
詹国强虽然没有想说服汪未经改变看法，但是他看汪未经是那样极度好奇地翻阅着这些材料，一连几次反复阅特工人员写的报告，詹国强就知道，他已经彻底赢得了汪未经的信任。
后来汪未经曾下令举国庆祝特务首领詹国强五十寿辰。从这天起所有的地方长官各省党的首领就都认为詹国强是汪未经手下唯一掌握全部大权的人。所有党的地方组织开始把重要的情报分别送往两处一处是送到党的总部，给常凯申，另一处是詹国强的办公厅。一个受到特别信任的特工小组写给詹国强的材料，可以不经过各级机构的上转，直接送到詹国强个人专用的档案室，这是些败坏党的领袖们声誉的情报材料。而在1939年詹国强把第一批败坏汪未经声誉的文件放进了自己的保险柜。
1938年，沪松战役后，他下决心给他的一个密友、全国首屈一指的医生和按摩师李博士看了这些文件。他锁上门，从保险柜里取出汪未经病历的副本。从病历中显而易见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汪未经曾患过极严重的梅毒。这一意外的情况使李博士惊愕得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
李博士翻阅了全部七十页的材料，轻声说“现在他的病情正处在进行性麻痹的初期他精神已经不正常了”
“或许你会同意为他治病？”詹国强问道。
“汪主席病情十分危险，是不能换医生的。只有希望他死的人才给他换医生”
正是在那时詹国强默许了他的政治情报处主任、卫队支队长施东去试探西方同盟国有几分意愿想和日本缔结体面的和约。他一直注视着持反对立场的将军们中间的阴谋分子与美国情报部门在伯尔尼的代表艾伦·杜勒斯勾搭的情况。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过一个阴谋分子的报告，报告上说“西方代表出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会欣然同意举行谈判并与帝国缔结和约，但是他们对汪主席反复无常的‘天才’表示担心，因此他们认为元首是不值得他们信任的谈判对手。他们在寻找为数不多的一些有识之士，头脑清醒、可以信任的人，像卫队全国司令那样的人”
“当时我真是个可鄙的胆小鬼”詹国强依然在窗边谛听着寂静的松林，继续想道“1938年7月20日，在刺杀汪未经事件发生五个小时后，我本可以成为党内主席。当时我完全有可能趁一片惊慌混乱之机把党内的一切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可以不把那些共党下狱，而派他们去边区见他们的领导提出鞲和的建议。把汪未经、丁末村和李事群枪毙掉，就像1934年杀死宋辅仁那样。让他们在房间里惊恐不安地团团转，跪在地上求饶，那也很不错不过，汪未经是决不会求饶的。甚至丁末村也不会求饶。会求饶的是李事群。他贪生怕死，而且他看待世间一切是最清醒不过的…而我当时的意志却十分薄弱，我回想起了在汪未经身旁度过的美好时光，我可真是个窝囊废私人情感战胜了我…”
实际上詹国强竭尽了全力为自己从那次七月事件中捞取了最大限度的好处。南京方面破坏了最坏的可能，但是詹国强却从他手中夺走了胜利。他知道利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吴四宝这个狂热分子只有当他被党内常用的漂亮词藻搞得昏昏然的时候他才可能把自己的胜利交出来，因为这些用语是他创造出来的，因而也是他最喜欢听的。
詹国强当时向吴四宝阐述了一番必须立即对卫队在破坏中所起的作用大加赞扬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