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星期内，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和宪兵宣称，他们逮捕了渗透进虹口的来自重庆方面的大量中国特工。他们表示“虹口被渗透得如此厉害，以至日本士兵和水手不太敢在这一地区活动，除非两个以上的人结伴而行。由于最近遭到中国特工成功的袭击，连值班的岗哨也变得害怕恐怖活动了。”
日本当局声称，这些恐怖分子伪装成普通民众而进入该地区。乞丐的破衣、职员的服装，以及小贩的穿着经常被用来掩饰抗日和亲重庆分子的身分。
重庆支持的恐怖活动的程度因此激烈起来。
1939年6月20日，两名中国伪警察被杀于虹桥路附近的歹土。三天后，10个中国游击队员打伤了一名乘汽车的日本人，杀死了一名试图救他的日本旅游局雇员。7月1日，日本宪兵队的一个中国翻译被射杀于海宁路的家门前。
五天之后，一个中国枪手向使馆海军武官的日本厨师射击，当时，他正走在华德路北40码的荆州路上。
接着上海市警察局和法国警察庆幸并无大的枪击或爆炸事件，但是在租界之外，一枚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炸毁了沪宁线上48米铁轨，破坏了 15节卧车车厢。
另一枚定时炸弹则在位于歹土的静安寺路1926号亲南京《国报》报社爆炸。炸伤了一名中国人，震聋了一人的耳朵，并使建筑物起火。另外，还有一枚手榴弹被掷进了南市蓬莱路上的日本宪兵队宿舍。
7
嗣后的两个星期相对来说比校平静，只有一个南京的通敌分子华刚被暗杀，当时他正在白利南路82弄的家门口乘凉。
然而，7月21日，当南京政权的保安队成员王德周被杀，日本宪兵队才真正开始陷入恐慌。王德周驻扎在松江，而重庆的恐怖分子已经在那里杀了他的几个家人。他便赴上海寻求庇护。
然而，21日清晨，他的末日来临了。当他离开格罗希路51弄的寓所时，八个枪手将他射倒在地。正当日本宪兵队收到王德周的死讯时，有关工部局警务处的俄国警官沙马金db siaj被杀的消息也传到了他们那里。
几乎在此同时，他们从一个效力于日本海军的中国间谍那里得知，“一帮危险的武装恐怖分子”正奉命袭击虹口一所住宅的居住者。这名中国间谍在离开北四川路上的日本宪兵司令部时，以为自己看到了一个恐怖分子正走在街上，于是掏出手枪，朝天开枪。
结果，日本当局便下令封锁了通往虹口的所有桥梁，一切交通陷于停顿，达5小时之久，停在街上的车辆沿着外滩排起了长龙。
7月26日也下达了同样的封锁令，当时，杨树浦地区昆明路与保定路交角处的一个日本海军岗哨正要检査一名中国男子的物件时遭到了枪击。三天之后，桥梁重新开放，重庆的恐怖分子又枪杀了受雇于法商电车公司的一个机修工，他是南京支持的电车工会的领导。
在此之后，经过了相对平静的十天，至8月9日，南京政权的官方喉舌伪《中央日报》所在的大厦四楼发生了爆炸和火灾。5名职员受伤，大楼内部被完全毁坏，该报此后只得借《新申报》（日本资助的中文日报，位于虹口熙华德路288号）的印刷厂来印刷发行，而其版面已大大缩减。
《中央日报》社的被毁，成了即将来临的恐怖活动大爆发的预兆，这是一场“恐怖活动的狂潮”，始于日本侵占上海的8月13日周年纪念日后不久。纪念日当天并无重大事件发生，因为工部局警务处与日本当局都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以避免骚乱。他们设置了路障，并动用万国商团和特别警察（即后备队）来增加巡逻，在主要交叉路口都驻扎了搜索队，所有警察的假期全都取消，美国第四舰队不准官兵离开兵营，以应付紧急情况，而日本的飞机则作低空飞行，以“使中国人对日本的军事实力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