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外朝”之争。因宦官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得以参预机要，又提督东厂，能任意罗织罪名、掌握官员生杀大权，故围绕其身边迅速形成了一个集团，东林党人将之称为“阉党”。
由于魏忠贤得天启信任，故其在朝廷内外权势滔天、为所欲为，对其趋炎附势者络绎不绝，甚至称其为“九千岁”。
见“阉党”专权，败坏朝纲东林党认为的，于是东林党人开始激烈攻击魏氏一党左都副御史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结果被诬下狱，后受尽酷刑惨死狱中；其余东林党人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也因反对魏氏专权而被下狱折磨致死。
至此，“东林党”势力大为受挫，“阉党”遍布朝廷，直到崇祯时，才被“圣君”一招“斩首战术”给消灭掉——顺便圣君也把自己消灭了。
纵观宋、明两朝的党争，前者多为纯政见之争，如变法派和保守派，且斗争结果仅止于罢相、去官远离中枢。
而后者多以官员籍贯划分派别，同乡之间相互抱团，对于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压、排挤，发展到后来变成“为了争而争”，事事都要攻讦一番，而且相争的结果可谓惨烈失败者很多都被处以极刑，死于非命。
高务实曾经思考过造成这两种不同局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他觉得，或许在于两朝的立国之本并不相同。
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言并刻于碑上。因此，宋代对知识分子士大夫极其宽容，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引起全国上下的公愤，那便不会被施以刑罚。
即便是与君主相争，往往也没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放到地方，远离朝政罢了。这点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体现得最为典型。
大明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民，对了于吏治的腐败有切身体会。立国后，更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对官员要求极为严苛，稍有贪腐行径就会被处以极刑。
但偏偏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他和他的儿子朱棣又为后世做了很不好的示范朱元璋在处理胡惟庸、蓝玉两位功臣的案子上，光是受牵连而被杀的官员就达到四万余人；
朱棣也不遑多让，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诛十族”的壮举，连方孝孺的门生、朋友都没有放过。因为方孝孺一人，导致前后共有八百多人被杀。
由是，明代的党争几乎都以人身消灭为结局，失败者往往连性命都保不住。
如果说这还只是开国皇帝所作所为形成的“祖制”惯性，那么实际的社会根源也是有的。
这个社会根源的关键点，就在于长江流域的开发。
北宋时，江南的开发已有规模，经济、文化水平较高，但黄河流域也并未衰落，且由于国都在开封，所以整个南北方的发展比较均衡。
这点从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贯上可见一斑范仲淹为苏州人，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寇准为陕西渭南人，韩琦为河南安阳人。
但到了明代，长江中下游流域已经开发得很成熟，经济和文化水平都盖过了北方；加之南京是开国时的首都，故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坠。
自此就导致了一个结果，“金榜题名”者大多来自于这个区域，以至于皇帝不得不改变科举的全国一榜，将之划分出南北榜等，目的就是为了尽量保持平衡。
但即便如此，效果也并不是特别好，至少应该没有达到皇帝们想要的结果。因此到了明末，影响最大的“东林党”、“浙党”、“昆党”等，更是无一例外集中于苏锡常地区。
这就使得他们在文化观念上更容易相互认可，进而抱团结党，共同进退。
高务实若是没有出现，高拱的那个“高党”不过就是昙花一现，完全只依靠高拱一人，高拱本人一倒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