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匠等至少肯定比农民的处境要好得多，虽然他们的“理论社会地位”比农民还不如，但其实过得远比农民要好。
这合理吗？显然不合理啊！
如此，再加上高务实刻意渲染的“十倍论”，任谁来算这笔账都会觉得大明的这种“轻徭薄赋”，对农民而言似乎帮助并不算很大，反倒是对于工匠、商人而言那是太过分了——他们近乎没有税负了。
如此说来，咱们也不必按照苛政猛如虎的前宋来征税，最起码我征它个前宋的十一十分之一，这总不为过吧？
前宋的杂税加起来七千万贯，就算只征其十一，那也有七百万贯啊！
好，就算咱们的税种没有前宋那么多，就再打个对折罢了，可那也是三百五十万贯啊！
注：两朝的一贯都等于一两银子，但其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在宋朝和在明朝并不对等，甚至在明朝的不同时期也有不小的出入参考万历会计录。只是这就太复杂了，我要这么写的话估摸会写成财政史，没有必要。
如果大明朝廷每年硬生生的增加三百五十万两银子的岁入，那意味着什么？几乎意味着连开藩禁这件事，都可以暂时不用考虑了！而现在开藩禁不可能遽然停止，则意味着……
与“可能被加征商税”关系不大的官员们顿时兴奋起来，而十有八九可能要被加征商税所影响的官员，则出离的愤怒起来。
别看高务实在《取用疏》中把朝廷用度问题特意指出，说要加强监管，但官员们清楚，你再如何加强监管，了不起也就是不好贪墨了。可至少，朝廷越有钱，就意味着控制这些钱的官员们越有权势，这总是颠补不破的道理。
更何况，朝廷一旦有钱了，最起码不会再给我们折奉、欠奉了吧？说不定还能再加一些“津贴”呢！
于是乎，一部分“不怕交商税”的官员就开始上疏支持高务实，而另一部分“怕死了交商税”的官员则开始强烈反对高务实。
当然，世上总有理中客，不独后世键盘侠群体中不少，大明朝廷同样也有。于是也有一部分官员上疏呼吁，有的说推行商税“利弊参半”，有的说此事“成败难料”，有的说“兹事体大，不如缓行”，有的说“还需详细考究，再作计较”。
总而言之，不是和稀泥，就是打太极。
不过，这些理中客的屁话成不了主流，在实学派与心学派争锋相对的当下，还是只有这两派官员的态度最为紧要。
实学派方面有两类风格的题奏，虽然因为高务实摆出了高拱，所以大致上看来，好像都是支持高务实的，但其实还是有所分别。
其中一类算是高务实的铁杆支持者，这些人完赞同高务实的意见，言辞之中几乎恨不得明天——不对，恨不得今天就开始面征收商税，并立刻组建“审计署”和“关税署”。
另一类则是本来不同意或者有些犹豫要不要这么做的官员，他们只是因为高务实打着继承高拱遗志旗号而不得不违心表示赞同，因此他们在表示赞同之后，却也如那些理中客一般，又说几句“缓和气氛”的话，大抵也就是要不咱们先搞个试点推行，亦或者咱们老成谋国，还是不可轻易面铺开等说法。
虽然如此，但至少这一次实学派的总体表现要比此前团结不少，最起码没人跳出来明确表示反对。
不过心学派一方就不同了，他们的表现更加团结——清一色的强烈反对。其用词之激烈已经几近于骂街，疏文之中把高务实比作桑弘羊、蔡京等奸佞之流者，那是大有人在。
这样一来，高务实就创下了他本人的一次记录：上任履新第四日便被“满朝弹劾”。
如果只是被弹劾施政手段，高务实是可以暂不理会，先等皇帝表态的。但现在他被人骂做奸佞，按照大明官员的习惯，他就只能闭门府上，不肯出而视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