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个小门道值得提一句：任何奏疏从司礼监送到皇帝手里的时候，都不是按照奏疏的进呈时间顺序来排列的，而是由司礼监决定这些奏疏的顺序，谁摆在第一个，谁摆在第二个，以此类推。
可别小看了这一点似乎可有可无的权力，其实这“一点”权力的威力那是一点也不小，有些时候甚至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做个假设，今日的奏疏有一件喜事、一件坏事，上奏喜事的官员不为司礼监掌印所喜，反而上奏坏事的官员与掌印公公关系甚佳。那么，掌印大太监就可以操弄一下，把喜事奏疏放在前头，坏事奏疏放在后头。
如此一来，皇帝先看了喜事，心情高兴，接着再看坏事，就会觉得这坏事也没那么坏了，会在自己心里暗示自己不要为此扫兴。这样一来，上奏坏事的官员就借了上奏喜事那位官员的光，把自身的危险化解掉了——至少是化解了最危险的那一级，如原先可能丢官的大错，或许最后皇帝就只罚了他半年俸禄等等。
反之也是一样，这两位官员里头，上奏喜事的是掌印大太监的“朋友”，而上奏坏事的官员与掌印大太监关系不睦，如此掌印太监便可以把坏事放在前头，把喜事放在后头。
这么做效果就截然不同了：皇帝在这一天里拿到的第一份奏疏就是坏事，大为扫兴，搞不好一怒之下就是严惩。紧接着拿到喜事奏疏，由怒转喜，自然大大夸奖，认为这位官员办事得力，当然要重赏。
为何官场上一贯讲究“领导身边的人要当领导看”，道理就在这里了。只需要一点微不足道的小动作，我要照顾你，就可以让你扶摇直上九万里；我要处理你，就可以让你疑似银河落九天。
四两拨千斤啊！
黄孟宇今天的奏疏排序虽然没有这么直接，但也是有讲究的。
首辅的奏疏摆在头一位，皇帝看了肯定不会有任何生疑，所以朱翊钧显得很平静。
申时行的奏疏虽然在抨击高务实这一方面并不厉害，既没有说他欲行苛政，也不曾质疑他要与民争利，当然更不会骂他要效牛李之争，但申时行却非常严谨而又严肃地质疑了里提到的办法是不是具备可行性。
按照申时行的说法，高务实这套办法至少需要“增补官吏近千”。于是，不仅官吏缺口巨大，而且还会导致严重地冗官现象，增加朝廷负担不说，还可能导致“理财官左右敌视，库管官相视如仇”。
不仅如此，一旦这两类官吏出现互相勾结的情况，那么这样的增设就更显得毫无意义而且弊端百出。
申时行还提出假设，即朝廷既然面开征商税，那么这些官员经手的钱粮物资都可能大增，在这样的巨大利益诱惑之下，难保没有“道德不坚者”同流合污的现象出现，这就更是加剧了民间的负担，“此必仁君所不能忍也”。
除此之外，申时行还非常有针对性的对很多细节提出了质疑，朱翊钧一条一款地逐个看完，眉头紧锁。黄孟宇在旁边虽然看似平静，其实手心都汗湿了，连大气都不敢出。
过了好一会儿，朱翊钧才把申时行这道奏疏放在一边。黄孟宇注意到，他放申时行奏疏的位置不是平时放朱批完成的奏疏所在，而是单独放在一边。
这个动作黄孟宇很清楚，那意味着皇爷暂时难以决断，所以单独先放着，待会儿回头细想一番再做道理。
黄孟宇明显松了口气，人也淡定多了，虽然整个人连晃都没晃动一下，但却悄无声息的把手心的汗水在蟒袍的下摆上擦了擦——他的蟒袍得赐很久了，这在司礼监掌印中也并不少见，只不过不是高务实身上那种坐蟒袍，而是如戚继光一样是行蟒袍。
朱翊钧顺手拿起第二本奏疏，目光在奏疏表面申时行的票拟上扫了一扫，顿时眯起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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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书友“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