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然而努尔哈赤虽然在宁远城下碰了袁崇焕这根钉子，但其实这件事的意义主要是袁崇焕吹嘘出来的，努尔哈赤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失，军力依然旺盛，因此立即对内喀尔喀发动反击，同时采取分化瓦解手段。
这场战事非常顺利，内喀尔喀原本游牧在辽西到赤峰的西拉木伦河一点，他们被后金击溃逃散后，后金与察哈尔之间就没有缓冲地带，直接相邻了。
1627年，为拉拢敖汉、奈曼部，后金与察哈尔再度发生冲突。外强中干的林丹汗为了避开后金兵峰威胁，在这年做出一个举动——西迁。
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的连锁效果就在这时出现了——后金在辽东崛起，文攻武略，向西南征服或拉拢漠南蒙古，与察哈尔部兴兵向抗；察哈尔不敌，只好也向西迁走，压迫原本在宣化和晋北边塞外的喀喇沁和土默特。
1627~1628年初，西迁的察哈尔，与土默特-喀喇沁联军，在张家口外、归化城等地多次交战。原本强大的土默特此时已经明显腐化，联军逐渐不敌。1628年二月，喀喇沁塔布囊紧急派遣使者向后金求助，希望缔结共同对抗察哈尔的同盟，请求天聪汗皇太极发兵。后金得到了再次发动西征战役的机会。
1628年九月、1629年十月和1632年五月，后金发动三次针对察哈尔的西征。最终在1632年五月的这一次，抵达土默特部归化城(呼和浩特)。
后金来到归化城，还获得一个意外的收获：得到了利用土默特部的名义，与大明展开马市贸易的机会。
当年六月中旬和下旬，皇太极自归化城南下，分别向大同得胜堡和宣化张家口明朝守军致书，要求索取原先明朝给予察哈尔部的岁赏银，并按照过去与土默特的例子，开放边市贸易。
同时，他在边墙外陈兵宣威，做出一副整兵备战、即将攻城，“要么和谈，要么开打”的样子，对这两地明军进行威慑。
1632年是崇祯五年，大同和张家口的明朝守将，肯定早就知道明清两军在辽东和辽西一带常年的战事，但他们没有料到清军这么快来到土默特蒙古，出现在遥远的晋北和张北地区。在严重缺乏防御应对措施的情况下，大同和张家口两地明军很快都选择向清军妥协。
“六月十四，得胜堡明军遣使十六人至营贡献，牛两只，羊八只，绸缎四匹，茶叶一百八十四包，烟叶六包，白糖三十九包，冰糖九包……”，而清军“回赠来人各羊一只”；“六月二十八，宣府守将遣使议和”。
于是，在张家口明军守将私下与清军达成议和的局面后，明军守将纵容当地商人与清军进行马市贸易。张家口当地百姓和商人，自然是以山西人为主。明末的“晋商”就是如此和清军发生了联系。
冒用他部名义，与大明展开马市贸易和封贡来往，一贯叫作“挟贡”、“挟赏”，这种现象在当时蒙古、女真各部里都很常见。比如说当察哈尔部与大明关系紧张时，明朝对他关闭马市。察哈尔就长期冒用内喀尔喀巴林、乌齐叶特两部的名义，到广宁挟贡，到开原马市挟赏，明廷对此也并没有过多干预。
在鞑清入关前，清军和清军的八旗买卖人，就是借助土默特的名义，到大同和张家口来和晋商做贸易，利用的是当年隆庆和议后开边塞马市的有利条件。张家口当地一些晋商，就在明朝地方军政官员的许可下，和冒土默特之名的清军做买卖。
至于晋商出长城，到塞外甚至后金境内去活动，包括所谓向后金“提供情报”等描述，则没有正史依据，都是无根据的传闻。
换句话说，贸易是有的，不仅后来有，其实现在就已经有了。但要说这就是卖国，至少从大明的法律层面而言，却还谈不上。
察哈尔现在也被禁止贸易，但察哈尔有好几个渠道可以获得大明的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