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征调过来很多韩国人用于镇压中国老百姓的反抗。
但是日本人也没把他们真当自己人，因此不给他们配发武器，这一点还不如对待中国的伪军伪警。当时中国伪警好歹有一根警棍，而这些韩国人只能把家里妇女洗衣服用的洗衣棒拿出来当武器，随身带着，稍见国人不顺眼，就用棒子一顿毒打。
因此，东北的老百姓背后就管他们叫高丽棒子，口口相传之下，“高丽棒子”逐渐成了大家骂这些为日本人卖命的韩国人的蔑称。
蔑称归蔑称，但如果双方的地位换过来，高务实就觉得应该很不错，他就很想把日本人变成南疆的“日本棒子”。
甚至他还想再玩一套“皇帝总是好人，错就错在有奸臣”的把戏，让日本人充当坏人这个合适的角色，把南疆土民的仇恨拉稳，让明人能更好的去玩社会平衡，自己却超然在外。
而日本人一旦这样做了，也就再也回不了头，只能更加老实的抱着京华的大腿，乞求能永远保持“第二阶级”的地位。
不过话虽如此，原先的归化户籍制对于日本人也同样有效，既然高务实连南疆土人中的积极、优秀分子都乐意将之归化为汉人，何况整体来说比他们应该更优秀一些的日本人呢？
霸者眼中，非我即敌；王者眼中，非敌即我。
非我即敌者，能团结身边的核心力量，披坚执锐纵横一时，但霸业终难长久，一旦出现失败，往往意味着主力重创，而后难图再起。
非敌即我者，能团结一切非主要敌手，众星捧月百鸟朝凤，落拓时有人倾囊相助，艰难中有人生死相随，厚积薄发百折不挠，其力如江河之不绝，其势如海浪之汹涌，跬步千里，终成伟业。
前者如项羽，后者似刘邦。
同许多人一样，高务实前世年轻时也以为项羽才算英雄，不愧霸王之号，但等年岁见长，方知霸王终究只是霸王，彼时彼日，惟刘邦才配得上“皇帝”之名。
大业未成之前，因为心里的一丝旧怨而将一股不小的助力弃而不用，那只是少年意气罢了。
更何况，以高务实心中的计划和对日本人民族特性的了解，他们连“脱亚入欧”的口号都喊得出来，而两宋之时，许多日本人更是把自家妻女送给旅日的宋朝商人过夜，只为了改良“品种”。
那么在归化户籍制下，这批人该有多么积极进取，以期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高贵的“汉人”？
[注宋时日本人送妻女予宋朝商人改良“品种”一说，并不是我所杜撰，当时确实很常见，不过我要说明一下原因。
日本人极其重视本家家名，而不算太重视血系。比如战国时期不少大名发现了优秀的年轻人，认为他将来能帮助本家振兴家名，往往便会收其为养子，或将女儿嫁给他如此便成为“一门众”，可以粗浅理解为一家人，到最后甚至把家督之位也传给他。
所以对于日本人而言，传承家名比传统血统更重要，乃是此时很常见的思维和现象。]
家名这种东西，在大明来说大抵便是“姓氏之门第”。振兴家名的意思，大概便是确保姓氏不变而门第提高。
日本人的这种思维对于高务实来说简直不能更妙——我有一百种方法把这根胡萝卜花式喂给你吃！而你想要吃到这根花式喂来的胡萝卜，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不是很值得吗？
正如高务实当初设计户籍归化制的初衷一样，他不仅是要吸纳一切优秀的“被统治阶层”，还要让那个阶层始终保持对“向上”的向往。
社会底层之人没有晋升空间，乃是任何统治的大敌乃至死敌。正如历史上的大明为何明明有着亿兆子民，却居然会输给只有那点人口的女真一般，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大明的军队根本没动力打仗——你再努力、再厉害，五军都督府的那几个大都督位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