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高务实就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南疆也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而皇帝不费一兵一卒就完成了对大局的掌控。
与此同时，他以完全符合祖制的方式“收回成命”，把自己的威望损失降低到最低——其实甚至没有降低，因为大明朝的皇帝连被喷都是常事，除了“二祖”之外，有几个皇帝不曾被内阁、六科等封驳过圣意？
但他这么做，偏偏又绕回去解决了内阁要挟他的根本理由，即皇帝不遵祖制，无视内阁等等。
这位皇帝已经拥有了世宗嘉靖帝一般的权谋手腕，且他手里的牌远远超过继位初期的嘉靖帝。这个威胁对于文官集团而言有多大？
难以估量，但至少王锡爵认为，皇帝不会虎头蛇尾，这一次权谋的应用必定还有一个更明显、更一目了然的直接结果，而这个结果……他认为多半会落到自己头上，或者说心学派头上。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皇帝不肯“早正国本”，而心学派偏偏是号召“早正国本”的主力，所以在这件事上，皇帝对心学派肯定是不满的。
固然，王锡爵很清楚，在实学派——尤其是实学派高党——掌握着朝廷大多数重要事权之时，皇帝几乎不可能把心学派打压到底，而一定会保留着心学派的架子，交于他们一些重要的监督权，以确保实学派不失控、朝廷不会变成实学派一言堂。
然而，作为心学派的两大柱石之一，他还是要不断的试探皇帝的底线，即皇帝心目中对于“朝中平衡”的判断标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心学派取得更多的权利。
至于他坚持早正国本，这件事倒不只是郑皇贵妃之流所想的那般肤浅。早正国本这事其实对王锡爵而言，个人利益并不大，了不起就是当时取得一些声望。
他这么做真正的原因，是满足心学派的政治需要心学是道德实学，若不坚持道德正确，那就完蛋了啊！根子都烂掉的树木还能存活吗？
这就好比实学派若是不能做事，或是做出的事情什么都改变不了，朝廷该穷还是穷，该打败仗还是打败仗，那它实学派不也得完蛋吗？
什么叫政治正确？这就是了。政治正确古往今来任何时期都有，绝非后世专享。
米帝白左难道不知道纵容某些族群会导致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于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么？他们当然知道，但是他们如果不继续坚持白左、坚持圣母下去，他们自己搞不好就先完蛋了！死道友不死贫道啊，对立党派的威胁可比国家衰败的威胁大了去了——这个道理看看明末的东林党就知道。
一个即将没落的政权从来都有相似的麻烦，即“我知道问题在哪，但我不能去改变，因为我一旦去改变，首先我自己就完蛋了”。
这个道理，后世有学者总结为利益集团纠缠压制下的“不可作为”。就好比原历史上明末的“江南士绅抗税不一定都是暴力抗税”，明末根本解决不了，因为大量当权派都是江南利益集团的人。
到了鞑清初年，这件事得到了暂时的结果，但原因是当时的鞑清上层统治阶级与江南士绅没有多少利益纠葛，江南不交税损失的是他们的利益，故他们能毫不客气地打压。某位榜眼仅仅因为一文钱的欠税没有补齐，就被革去功名，以至于世人言“榜眼不值一文”。
然后呢？到了鞑清中后期，江南抗税再次成为主流，并且宣告抢救无效因为那个时候的上层统治阶级和江南士绅的利益已经捆绑住了，不可能对自己动刀。
实学派之所以能强行在江南清丈田亩，一方面是托了海瑞的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高拱不是江南出身的首辅。之所以能在江南征收商税也是同样的道理——高务实领导的是北方商业联盟，又不是南方商业联盟，他压制南方豪绅富商毫无心理压力。
而且本身高务实作为一个在此时代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