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质上属于盖棺定论。
以王锡爵当年三鼎甲级别的学霸当然知道这一点，但他偏偏用这样一句对荀彧的“盖棺定论”用在年纪轻轻的高务实身上。
考虑到他说这句话的语境不像是反讽，那只能说明他看完《革新驿站疏》之后，是真的被高务实的举动震撼了，所以才有这样过分的夸赞。
在后世，连诸葛亮都有人质疑，反倒是对于曹操阵营的荀彧，几乎所有人都不吝赞其一句王佐之才，可见其才能之高，品行之正。大明以降，除了红朝首任总理之外，怕是很难再找出这样一块无暇之璧。
不过，要说王锡爵忽然之间对高务实评价如此之高的原因，还得先说一下他之前提到的驿站之事“牵连甚广”的根源。
大明驿站的建立、平时的制度、出现的问题等，本书前文已经提到过[注参见本书卷二，冠京华，第045章，谕德上疏]，此处不再赘述，且说几点尚未提到的。
早在元朝的时候，驿站叫做“站赤”，有马、车、牛、驴、船、狗、轿等多种方式，马匹是最主要的，牛、车、船亦为数不少。
种类一多，管理起来就很麻烦。于是朱元璋把元代繁琐的驿站分类进行简化和归类，将马站、船站合为水马驿，牛、骡、驴、驼这些大牲口和运夫单独析出，设为递运所，再加上从元朝继承而来的急递铺，此三者便组成了大明驿站的三大部分。
那么，明代的驿站是归属于哪个衙门管理呢？这就要说到一个很残酷的现实了。大明没有“高官”的转运部门，宋、金的转运司在明朝是不存在的。
结果就是明代解运物资，是以州县为单位。这属于明代财政制度的一个方面，此处不做过多解释，只说一点这个现实存在，导致了明代驿站三大体系是直接隶属于中枢的，而具体来说，属于兵部车驾司。
大明废中书省而权归六部，兵部理论上是归皇帝直接领导的，兵部车驾司掌卤簿、仪仗、禁卫、驿传、厩牧之事。也就是管理皇帝仪仗、车驾，同时管理驿站系统。
而地方的驿站，管事的叫驿丞，衙门是挂在州县衙门，所以驿丞往往也算在州县的官吏里，驿站的办公经费是从州县财政里调拨，所谓“支直于府若州县，而籍其出入”是也。
但是大明的正税并不包含这一项，所以对于驿站的经费，是要单独征收的，这在后世有个专用词叫“摊派”。比如说，这一年驿站一共花了一千两银子，本县有五千户人口，那就是每家摊派二钱银子。
以上是驿站整体的情况，但光说整体不能深入问题的复杂性，还得单独具体的说一下这三种体系。
水马驿前面说了，分为水驿、马驿，水马设驿往往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两地之间正好是一天的路程，这在高务实初任广西巡按御史的时候就提到过。
也就是说，你今天一早从这个驿站出发，走一天，到下午的时候肯定能赶到下一个驿站。这两地之间的距离，马驿是六十到八十里，水驿是一百到一百二十里。这个时代骑兵部队每天行进速度一般是在七十里不考虑特殊情况，比如精锐骑兵脱离辎重奔袭等。
在没有改变主要交通工具的前提下，这个速度一直到后来抗战的时候仍是如此，而驿站同样遵循这个原则。
急递铺起源于宋，在宋朝叫“急脚递”。金、元沿袭了这一制度，并在元朝发扬光大，正式成为制度。明朝也继承了元代急递铺的制度，并将其再次发扬光大。
元代急递铺之间的距离尚不固定，“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则设一铺”，而明代则在洪武元年正月建国的时候就出台规定“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
实际操作中，限于地形因素，当然也并非真的就如此整齐划一，但多数还是遵循此规定的。后世很多地方有一些地名，比如叫八里铺、十里铺、十八里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