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剑，为臣者也不敢擅专云云。
本来这事按说只是一个字的问题，宫里随便回应一句也就是了。然而不知为何，一连等了三天皇帝都没有传出任何消息来，所有的奏疏如同泥牛入海，一点回应都没等到。
就当外廷的发酵已经有些过度，内阁绝大多数阁老都觉得必须再以请辞来提醒皇帝了，宫里却突然往内阁递了条手谕。这道手谕谈不上命令，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皇帝在手谕中问了阁老们四个问题：“经略何职？所负何责？当予何权？其司何毕？”
经略是个什么职务？经略要对什么事情负责？该给予经略何等权力？经略的任务做到什么程度算是完成？
这看似是四个明确的问题，但阁老们都是人精，知道从表面推及内在，实际上皇帝这四个问题都是指向一件事：如何定义“经略”。
说起来，这可能是大明一贯以来的某种痼疾。有明一代，始终缺乏军事高级长官的经制官职设置，朝廷文官被派遣到地方上，大都是以兵部、都察院等挂衔的特殊身份，驾凌于三司之上。
巡抚、总督两职的来历和差别此前已有所述，两者都不是“经制之官”，本质上都是“事职”，权力来源并非朝廷架构，而是皇帝的临时委任。而“经略”也同样如此，甚至与总督、巡抚已然常设化相比，它既不常设，职司也从来没有准确定义。
换句话说，经略这个职务，它的功能、权力、运作等等，完全取决于皇帝如何安排。
这里又要鞭打一下《明史》了，因为《明史》中说：“天启元年，置辽东经略。经略之名，起于万历二十年宋应昌暨后杨镐。至天启元年，又以内阁孙承宗督师经略山海关，称枢辅。崇祯四年并入总督。十一年又增设总督于保定。”
所以说《明史》经常不靠谱，这里就显然错了。从《明实录》中的记载来看，最早的经略并不是出现于天启年间。当然，这里可以将“经略”理解为动词，作为“经营军务负责功略”之类的意思来理解。
如弘治十八年六月丙辰：经略山海关工部左侍郎李鐩回京，上经略事迹。起庙山口迄于密云墓田谷关，展出荒地五十顷二十庙，修边墙二万四千七百九十余丈、糠沟三千三百余丈、墩台、敌台、城楼、营堡等项共一百七十余座，营房三百八十余间。《武宗实录》
正德十三年正月癸卯：鞑贼五赤金率众往牧河套，将入寇延绥，守臣以闻。兵部议令:“延绥副总兵朱銮、参将杭雄、游击周政、刘玉军安边营等处，纪世楹、冯大经以次东驻便利城堡;总兵柳涌守镇城相机发兵，宁夏总兵安国守镇城，副总兵路英、游击李永定军清水营、花马池、定边营等处，与东路参将各饬兵巡哨、应援，陕西总兵赵文、都御史郑杨驻固原经略。请将俱听自为战守，不必遥制。”从之。《武宗实录》
正德十六年七月庚午：兵部奏:“居庸、紫荆、倒马三关修筑墩堡、城楼、墙壕凡九百有奇。都御史李瓒所经略也。”《世宗实录》
万历三十年十一月甲申：起都察院右都御史蹇达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右佥都御史户应元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神宗实录》
当然《明史》也有其他的记载，如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丙子：巡抚天津佥都御史万世德经略朝鲜。
在以上这些可以看到，工部侍郎也可以就任“经略”一职，因此“经略”的实际最低“标配”大概可以看做是侍郎。换句话说，就是六部堂上官及以上的大臣即可以在皇帝认为有需要的情况下出任“经略”。
而明史中提到的杨镐，则是在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庚申：起升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神宗实录》
从字面上来理解，杨镐的实际职务是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负责“经略辽东”，“经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