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
因此，不管是初期李世民曾就任的“西讨元帅”还是后来“天下兵马大元帅”，受命领兵的皇子本人都要以战时军队最高统帅的身份带兵出征。
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基称帝。由于后来的唐朝皇帝全都是李世民的嫡系后代，所以身为李世民后代的唐朝帝王在设立“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官职作为军队最高指挥官的时候，就得遵循“祖宗”的“政治正确”，让皇子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
当然，在某些时候，唐朝皇帝也会让亲王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不过因为都是李世民的后代，这倒也就无所谓了。
其二，唐朝皇帝出于提防武将造反的心理，不让武将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点在安史之乱中体现的相当明显。
唐朝军事制度分成“府兵制”和“募兵制”时期。在府兵制时期，唐帝自然是出于天下皇权唯我独尊，提防武将造反的心理，不让武将直接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当然，除了不让武将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唐帝还对武将带兵打仗给予了其他限制。
比如，武将在战时担任的职务“行军大总管”就属于临时官职，只有带兵权，没有行政人事权和财政权。这样一来，唐朝皇帝就把武将造反的可能性压缩到最小。
随着土地兼并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府兵制到武则天时期已经走向末路。到了唐玄宗时期，唐朝的兵役制度基本改成了募兵制，地方节度使有自行募兵的权利，逐渐成为掌握一方军政大权的军阀。
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叛朝廷，唐朝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全面爆发。
安史之乱不仅让盛唐“无可奈何花落去”，还给唐朝军事制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安史之乱以前，唐朝皇帝虽然不让武将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但对武将的军事指挥还给了较大的自主权。
但到了安史之乱发生之后，唐帝因为害怕带兵打仗的武将成为“安禄山第二”，就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武将的指挥自主权。这样一来，唐军郭子仪、李光弼等战功赫赫的名将不仅没法成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还得受到监军宦官的节制。
当然，随着宦官直接参与到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军事行动中，唐朝宦官的权利也就越来越大了。泾源之变发生后，唐德宗干脆不再信任武将，反而把中央禁军神策军的兵权彻底交给宦官，从而给唐朝后期的宦官乱政埋下了伏笔。
南疆在柬埔寨平定之后便不曾爆发过大战，后来夺取龙牙半岛时虽然也出动大军，但由于最重要的马六甲城是葡萄牙被迫和平移交，龙牙半岛上的一些小城邦不仅实力孱弱，而且还互不隶属甚至互有矛盾，导致这次出兵基本上属于武装游行级别。
再后来就是南洋群岛征服战。这次更是妥妥的降维打击，到处都是“天兵一到，望风披靡”，以至于黄芷汀在向高务实打报告的时候几乎一笔带过，连战事进程的说明都懒得浪费笔墨——反正要么是“我军至，降”，或者“我军至，不降，破之”，确实没什么必要多说。
因为这样的客观现实，加上黄芷汀是以夫人之尊受夫君所托坐镇南疆，所以南疆虽然成立了军令部，但军令部部长一职长期空缺，最后在近期才由高珗出任了副部长。
某种程度上来说，军令部部长在南疆或许可以比拟“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地位，但事实上这个职务更像是“兵部尚书”或者大明早期的“大都督府大都督”。
这其中的区别很简单，兵部尚书管理天下军务但不统兵，更不会直接领兵，统兵的权力在大都督府，领兵的则是临时任命的总兵。
这一次高渊南下，一开始京师来的命令不是很明确，只是下令调集一些军队去勃固，并且指定由高渊指挥，但是没有说明指挥他们做什么——当然，南疆官员将领都能猜到，可那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