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的普通工商业者与城市平民也大量破产。
农民是因为土地兼并而破产，工商业者与城市平民则是被明朝坑人的“买办”制度搞破产的。在明代，“买办”专指给宫廷和官府供应用品的商人，属于强迫性的“商役”，是徭役的一种。
相较于实物贡赋而言，“买办”本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进步方式，但由于明朝官方在“采购”物资时可能少付钱甚至不付钱，这就给明末的商人阶层和城市平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隆庆间，大学士高拱就说过，他亲眼目睹，“招商买办”使里巷中“有素称数万之家而至于卖子女者，有房屋盈街拆毁一空者，有潜身于此旋复逃躲于彼者，有散之四方转徙沟壑者，有丧家无归号哭于道者，有剃发为僧者，有计无所出自缢投井而死者，而富室不复有矣”。
万历年间，朝廷对商人实行了完全强制性的“佥商买办”，然后出现了“脱逃相继，甚至剃发断颈，市子割女”；“有自缢投河者”；“富者各投势要百方避匿，止余下人家力不能营求者抵数代死”。
到了崇祯年间，这些情况不仅没有改善，甚至变本加厉。由于战争，朝廷在向农民加派的同时，继续实行“佥商买办”粮草，更使无数大小商人“椎肌剥髓，抢地呼天，赔累惨重，苦极一时”。其结果是商业凋敝，整个经济因此而一蹶不振，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
原历史上的明末，除了“均田免粮”，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最得人心的口号就是针对商人和城市平民的“平买平卖”和“公平交易”。朝廷中比较清醒的官员如孙传庭，也认识到“剿寇必先安民”，整顿吏治时要求“日用买办，不许亏累行户”。
士绅名下的工商业不纳税或少纳税，没有士绅保护的工商业又在明朝官方竭泽而渔般的掠夺下普遍破产，这时候的崇祯要是能收到大量商税，那才是奇哉怪也！
或者说，明朝其实一直存在“买办”这种跟“抄家”差不多性质的恶劣“商税”，最后终于在崇祯朝把几乎所有没有官绅保护、能收到税的工商业全给榨干了。
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是1643年崇祯尝试通过印发新钞挽救明朝的财政，但当时明朝连印制新钞票所需的“钞纸”都征集不到——印行5000万锭新钞估计需要200万斤桑穰，可当时江南江北水旱灾害连连，根本不了这么多的原料。听说要交这么多原料，江南的纸户、伞铺的民众纷纷出逃，两浙地区“十室九惊”。最后崇祯的“印钞财政”尚未得到贯彻，明朝就灭亡了。
一直到鞑清初年，随着人口的大量死亡，人地矛盾得到缓解，新的自耕农阶层崛起。同时，随着坑人的“买办”制度与明朝一起灭亡，工商业与城市“中产”阶层也跟着恢复了。于是，新的纳税韭菜又长出来了。
不过，这个问题高务实现在不必再忧心，因为在他此前的商税改革中已经把这种买办制度一同废止。道理很简单：所有经商者都按照新法交了商税，那朝廷当然不能重复征税，因此原本作为地方贡赋存在的买办就要废除。
所以，现在无论朝廷还是宫中，要买什么东西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脚踝斩式的压价，或者干脆不给钱，而是都必须按照市价购买。其中朝廷的采买需要经过户部审计署的审查，宫里……
呃，宫里的事高务实名义上管不着，但审计署会对商户进行抽查，也允许商户举报。如果宫里的采买人员从中渔利，高务实可不会惯着他们，皇帝也不会因为这点蝇头小利不给高务实面子。至于后续还要把宫里的公平采买制度化，这件事还需要等一个合适的契机，目前还是先把“审计署监督宫中采买”形成惯例更加要紧。
那么，既然这件大事对已经被高务实改变过的大明影响不大了，那还有什么事影响大呢？这就要说到军事勋贵和武将集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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