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利益，以便壮大自己的实力，同时借明朝的力量去打击对手，对于处于劣势的一方尤为如此。这也是瓦剌较早接受明朝封爵的动因所在。
由此可见，封贡在他们而言，与其是臣服于明朝，不如更多的是一种为了争霸而行使的权宜之计，而并不完全代表其真的“愿同内属”，成为明朝的恭顺藩臣。而一旦在争霸中取得优势，这种态度和看法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直接。
如，瓦剌马哈木等人乘东蒙古新败于明之机，屡败阿鲁台，又袭杀本雅失里汗，另立答里巴为傀儡可汗，势力大增，一时占据草原争霸的上风。
于是，永乐十一年遣使向明朝提出要求“甘肃、宁夏归附鞑靼多其所亲，请给为部属”，且“又多所请索，表词悖慢”。而东蒙古卜颜不花也向明朝陈瓦剌“自弑立之后骄傲无礼，欲与中国抗衡，其遣人来朝，皆非实意，盖所利金帛财物耳”。
虽然在当时大明朝廷看来属于“悖慢”表词的具体内容，如今已无文献佐证，后人无从了解，但显然其应该是瓦剌以平等姿态与明廷对话的反映。而卜颜不花所言虽然意在挑拨明朝与瓦剌的关系，却也揭示出瓦剌“欲与中国抗衡”的不臣态度和遣使朝贡的真实目的。
阿鲁台也是如此。永乐十二年，朱棣北征，于忽兰忽失温击败马哈木等人，班师途中特遣使谕知阿鲁台，时阿鲁台驻地距明军不过三日程，但阿鲁台仅是派遣所部首领来朝，而本人以患疾为由拒绝朝见朱棣。
历史上如南匈奴、突厥的首领，都曾躬身朝觐汉唐天子，而阿鲁台却对近在咫尺的明成祖避而不见，其不愿向明朝皇帝俯首称臣的态度不言而喻。
当然，永乐间顺宁、和宁诸王的册封毕竟是在蒙古政治分裂和汗权衰的情势下产生的。那么不言而喻，在统一而强有力的集权之下，一般就不可能出现占据一方的蒙古封建主背离大汗而接受明朝封爵的情况。
而不论是马哈木等人，还是阿鲁台，毕竟都是手握重兵的异姓赛特sayid，指非成吉思汗家族出身的大封建主，是蒙古大汗之下的权臣。这样的身份，使得其在蒙古政治分裂和汗权衰的情势下更易于接受明朝皇帝的封爵。
对他们来，大明皇帝给他们敕封王爵，不仅对其原有地位毫无损害，而且经济上可以获得巨大实利，自然乐意接受。而且，就明初的明蒙形势对比而言，新生的明王朝力量强盛于蒙古，为拥有较强主动进攻性的一方，反观蒙古势力则受到严重削弱，内部陷于分裂混战。
在这种形势下，不管其真实的想法如何，表面的文章是需要做的。因而东西蒙古大封建主对明朝尚能够表现出一定的恭顺，特别是在内外处境不利时，姿态尤为恭敬。这从《明实录》中大量有关瓦剌三王及和宁王遣使朝贡的内容，以及他们在被明朝出兵攻败后各自曾遣使贡马谢罪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来。
分裂形势下的蒙古异姓权臣们对封贡的态度尚且是做做表面文章，至于到统一形势下的蒙古大汗那里，明朝在封贡形式上的羁縻意义就更加难以为系。甚至可以，朝贡已经完全成为蒙古获取甚或是讹诈中原大量赏赐物资的合法途径。
在蒙古势力恢复并重新统一，汗权复兴后，蒙古统治者在明蒙封贡关系中就要求政治上完全平等，不再接受明朝的封爵，且往往以武力要挟，追求最大经济利益。蒙古对封贡的这一态度在也先和达延汗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正统四年，脱欢死去，其子也先袭位。也先继承父祖遗烈，控制瓦剌诸部和东蒙古的一些部，成为蒙古的实际统治者。他拥有的全部头衔是“瓦剌都总兵、答剌罕、太师、淮王、大头目、中书右丞相”。
他没有再像脱欢那样向明朝要求袭封顺宁王爵，而是以“太师淮王”的身份开始了与明朝的通贡往来。不过有一点很有意思：也先虽然没有嗣封顺宁王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