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阶层流动在商业大发展的时代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咱们不别的，二战时期赫赫有名的许多企业，在高务实穿越那会儿早就完犊子了，而最近二三十年冒出来的财富新贵呢？多如过江之鲫。
这就是财富变化带来的社会阶层变化。现代人早已习惯了这种变化，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对于“古人”而言，尤其在是中国这样一个农本社会而言，这种变化是会让几乎所有人警惕的，甚至产生严重抵触情绪。
为啥？我家有良田千顷，千百年下来所产生的财富都是相对固定的，因此我可以确保我的家族永远能凭借这份家资活得好好的。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要冒着亏到破产的风险去做生意？
再进一步，你家只有良田百顷，你把这些田地全卖了做生意，最终冒险成功，赚回来良田万顷，从“我的十一”变成了“我的十倍”。请问从人性的角度来，这个时候我看着你恨不恨？只怕是“嫉妒使我面目全非”了吧？
这还只是两个人之间，放大到大明这样一个体量巨大的国家，这种变化可能导致的阶级矛盾只会更大、更不可控。于是，这就和“在祀与戎”的“祀”，也就是“一切要有规矩”直接冲突了。
朱元璋为什么要规定民户、军户、匠户这些，而且不准户籍变动，只是因为他蠢吗？显然不是。他能从叫花子混成皇帝，再蠢能蠢成这样？
他只是要“规矩”，要让全国上下的一切都在他的“规矩”之内，永远不得逾越——因为逾越就可能导致不稳定！
这才是真正的“稳定压倒一切”，跟后世同样的话完全不是同一个道理。
后世“稳定压倒一切”是因为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你得先有稳定，然后国家才能发展，国家发展了你才有更好的发挥平台。而古代不同，比如大明这种，它坚持“稳定压倒一切”是因为它不需要你发展，它只要你遵守规矩。因为你遵守规矩，那么皇帝就永远是皇帝，勋贵就永远是勋贵！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以高务实这个穿越者的上帝视角来看，农业社会的中国在各项指标上几乎都完爆全球，而即便不用上帝视角，中国人的已知世界中，也没有人比自己发展得更好。
那么，我干嘛还要没事找事，顶着巨大的维稳压力去追求什么经济发展？我现在就很发达了好吧！
所以，用古人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是这样的：不是我不懂得技术先进的好处，而是我现在就很先进，我没有必要在这种时候去冒险追求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成但是万一不成则很可能完犊子的未来。
不要把古人看得太蠢，大明并不封闭，封闭的话也不会一发现佛郎机炮比自家的炮好用就立刻引进，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仿制成功，从此开始自产自用。大明所谓的“固步自封”，大多是因为它自我封闭的那部分真的比别人厉害。
当然，另一部分是因为它还没有认识到别人的长处。
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所以高务实以往的改革都是直接解决某一具体问题——驿站亏本亏不起了，高务实上《纾驿路疏》；藩禁养猪养不起了，高务实上《请开藩禁疏》；户部权力不到位事情难办，高务实上《取用疏》……总之都是就事论事，一计对一事，其前提都是“问题摆在这儿了，快来个人给朕解忧”。
然而这一次不同，这次并没有一个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摆在眼前。
你要问科举有没有问题？那当然是有的，否则四位掌柜刚才的转述难道是在笑话京师士林全都吃饱了撑着，一个个竞相放屁吗？
但是，科举的问题一直都存在，却也一直没有显得很是迫切、非改不可。在这种时候高务实跳出来要改革科举，士林上下、朝野内外的第一反应绝不会是“高元辅真是急人所难”，而是“高日新这次是要搞掉谁？礼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