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王们早期通过各种手段攫取的大量田地等生产资料，高务实并未强制收回，只是搞了一次清查，查抄了其中一部分，然后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投入民间市场，用于缓解土地矛盾。
某种程度上来，这依旧是“改革不彻底”，因为即便高务实派出了京华工匠学堂的许多数学系毕业生作为这批土地拍卖的审查专员，同时让京华银行为买地者买地贷款，也不可能保证这些土地都卖到普通百姓手里。
事实摆在眼前，普通百姓敢向银行借钱买地的比例太低了，因此多数土地还是被各地地主、富农们买走——为啥是地主呢？因为当时高务实有规定，本家族五服之内全部亲戚加在一块儿，拥有田地超过三千亩的，一律不得购入这批“法拍田”，违者罚没该土地及全部购置费。
当然，还有很多细则，比如买地者以户计，一次不得购入超过一百亩土地等等。反正一句话，虽然高务实希望尽量保证民利益，但最终很难真正惠及赤贫者。非要的话，其实只是把过于集中在顶级地主们手里的部分土地散发给了中地主。
这算不算缓解土地矛盾？算，但算得有限。对于赤贫者有没有帮助？有，因为地主们对佃农的压迫相对较轻。
为什么高务实要这样做呢？他是不知道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吗？也不是，只是因为他知道大地主阶级往往有官方或特权背景，其名下佃农对他们的依附关系非常稳固，往往是被他们往死里压迫，而佃户、长工毫无办法，因为对抗不了强权。
地主们则不然，他们很难强制佃农，因为佃农是可以拍屁股走人的。于是地主们就只能多给佃农一些优惠，确保自家的土地有人种，尤其是对那些技术、劳力都很优秀的佃户，当然也包括长工等。
高务实前世，在幼时便听祖辈们讲过不少解放前的真实历史，其中就有到，地主逢年过节都要给佃户长工们发点肉和布之类的东西，要不然人家就会做对比，临乡临县某家地主大方，咱们明年去他们家做事吧。
还有，如果临时或额外需要叫人来做事，地主甚至要亲自上门去请，话还要客客气气的，做完事还得留人在家里吃个饭之类，甚至给点礼物几斤米、几两肉之类。否则，就要担心寒了人家的心，人家明年搞不好就不给你家干了。
这就让高务实知道，地主虽然也是地主，本质上也是吃佃户、长工们的“剩余劳动价值”过活，但和佃户、长工们的关系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共戴天，很多时候反而还挺融洽，算是某种程度上的互利共赢。
本质上来，这是一种可以合理解释的社会现象，甚至拥有“自由经济”的部分特点。既然如此，高务实当然不排斥扩大“地主”群体。如果是在削弱大地主的前提下扩大地主群体，那就更好了，因为这确实会缓解社会矛盾。
关于土地问题，后世经常抨击的也是“土地过度集中”，而不是土地只要一集中，马上就完犊子了。一定程度的集中反而可以增加民间的抗风险能力，关键在于这个集中的具体程度如何，以及具体在哪个区域搞这种集中——陕北黄土高原和湖广鱼米之乡，那能一概而论吗？
你湖广平原集中几百亩地，可以管几十家人顺顺当当生活，其中一家地主，其余是佃户长工。出了些灾情也不打紧，地主家多少有点余粮，拿出来大家周济周济，把灾年熬过去，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甚至这地主还能组织一下低强度的抗灾救灾，未尝不是一种“久经考验的社会体系”。
但黄土高原上就不同了，几百亩地可能也产不出多少东西，能养活十几家就算不错了，因此他们的抗风险能力也很差。万一这会儿关外的游牧也过不下去，还杀过来扫荡了一波，那完了，大家该破产的破产，该逃难的逃难，当地社会体系就此崩塌，顺便造就一波“社会不稳定因素”。
为啥古代起义多发生于北方？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