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
尊重客观现实是高务实一贯的行事风格，那么就来托古改制好了。世人皆知他是六首状元，也知道他的本经是《易》，因此他就从《易》开始论述。
他的学术地位已经摆在这儿了，因此别人需要得玄玄道道的东西他敢于直抵本原——什么是易？
按照高务实直白的观点：“易”就是变化，而《周易》，到底就是一句话：世界在不断变化，而你不能改变世界，所以你需要不断改变自己来适应世界的变化。
由此，高务实对《周易》的论述就能浓缩为四个字：变与应变。
某种程度上来，这是高务实对大明的思想理论体系——甚至中国多年来的思想理论体系的一次大颠覆。因为中国古代王朝是没有发展生产力这个思维的，或者也可以，农业社会本身也很难产生这种思维。
道理并不复杂，农业的进步是很难的，它很难自行产生跨越式的发展。以“耕地”这件事举例：出现个金属犁就是大突破，出现畜力拉犁又是一个大突破，然后呢？然后在犁地这件事上就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了，因为农业社会能利用来犁地的“力量”巅峰也不过就是畜力。
在这种情况下，历代王朝虽然还是会有一些社会发展中自行发现的新技术，比如这架犁的结构可以优化优化之类，但总体来发展缓慢。既然如此，社会生产力进步缓慢，生产关系自然也不需要过分调整。
这也是为什么高务实的改革在时人眼中看起来十分激进，但他自己知道其实非常温和的原因。时人觉得激进是因为时人看待世界的目光几乎是恒定不变的，而高务实知道自己十分温和是因为他更习惯于前世的发展速度——几十年时间足以天翻地覆，能从农业国干到世界工业之王。
当然，具体到现在的高务实，他知道自己一个人能力有限，一边要改革，一边要解决改革中必然遇到的问题，所以他也从各个层面给自己“创造盟友”。
拉拢后世人觉得全是废物的勋贵，是因为他知道勋贵有足够的原始资本，而且因为贪欲，他们会支持自己带领他们赚更多的钱——那么，人再废物都没关系，我也不需要你们指挥作战，你们的资本和贪婪就是我可以利用的力量。
而输出学术观点，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兽欲”不可取，那都是我们儒家孔圣人鄙弃的，我们要做君子，要入世，要取之有道——也就是，我们士人要努力提高自身水平，然后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获得回报。
为啥要这么做？因为只有把这种思想灌输给更多人，所谓“士人不经商”这种思想才能真正被颠覆掉——凭什么我读书人就不能经商办厂？我这是在为国为民啊！
我经商能够让北方的百姓吃到南方的便宜蔗糖，能够让南方的百姓骑上北方的宝马良驹，我难道不是为民造福？
我办厂能够让因灾失去土地的民众能来我厂里找份事做，可以养家糊口，不会饿死街头，生产出来的东西又能让更多人生产生活变得便利，我难道不是为民造福？
至于你我从中赚了钱，当然，我当然赚了钱，可那难道不是我应该赚的，不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正是因为如此，高务实作为这些思想宣传的来源和主要推动者，他既不能直截了当接受皇帝这句话，也不能假惺惺坚辞不受。这里头就要讲究一个度。
“皇上，追我朝先贤，以开国、靖难之大功，受国公之封自无不可，但您可知道，士林民间对于石亨、朱永……却是耻笑至今。
臣受先帝所托而辅佐陛下，至今已三十来年。虽不敢殚精竭力，但自问全心全意，确有些许微劳。不过，这些都只是旧日之功，皇上并非漏赏。如今臣既无新功，甚至还刚刚遭受弹劾，又岂敢应下这国公之赏？还请皇上收回成命。”
朱翊钧呵呵笑道：“新功嘛，这个不着急。朕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