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难赚，反而还要被朝廷严惩，而他们又不能转行去做别途，那岂不是坐以待毙？
二来，那些商人不肯前来的盐场，其实未必是完全赚不到钱，而是他们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去其他盐场开中，既降低了成本，又不影响销售价格，显然可以赚得更多。而对于私盐贩子而言，这些大商人看不起的小钱，在他们眼中仍是暴利，或者即便谈不上暴利，至少也仍然大有可为。
于是，私盐贩子与潦倒灶民利益相投，自然一拍即合。在这般情况之下，私盐屡禁不绝又有什么意外呢？皇上，朝廷若是一门心思只去打击私盐，其与鲧以堵治水有何区别？”
高务实说理一贯深入浅出，朱翊钧听得连连点头，也叹息道：“元辅所言有理，若果是那些灶民连活下去都做不到，受私盐贩子利诱也就不足为奇了。”
顿了一顿，又道：“那么上述十三个盐场的半数盐课折布，也算是一种恤灶之举。朕想，这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灶民的苦痛吧？”
高务实摸了摸下巴，道：“确实略有缓解，但问题在于，若商人一如既往地不来开中，那么灶户便仍需继续承担剩余半数盐课消融后赔纳的风险和负担。
彼时，朝廷也看到了其中问题，于是在正德五年(1510年)，朝廷便出台了长芦盐场高下互相搭配开中的政策。议准长芦运司在官盐课，‘量场分远近定为四等，召商中卖，高下相搭’。
不唯如此，除了在长芦盐场内部高下相互搭配开中之外，朝廷还实行南北互相搭配开中之策。然而，一些盐商通过买通盐场官吏，成功地规避了长芦盐场内外部的搭配。时载‘近官吏为奸，北场派多，南场派少，五六年间南场积至数十万引，贻累灶丁’。故长芦盐场内外部的搭配之法治标不治本，效果不彰。”
朱翊钧很是不悦，恨恨地道：“盐商贪心不足，盐官见利忘义，皆可杀也！”
这也就是句气话。高务实为官多年，深知人心唯私，如果制度上没有手段限制，指望盐商、盐官大义忘私纯属白日做梦。
反过来，所谓“皆可杀也”，同样也做不到——可杀？都杀了换一批就能好？朱元璋剥皮揎草杀得人头滚滚，他洪武朝的贪官难道就少了？制度设置有问题，利益分配没理清，你就是杀一百万也是白搭。
“皇上不如再听臣说另一方面。”高务实淡淡地道：“由于后来朝廷过度开中，导致那些交通便利、距离批验所近的盐场，其所纳的本色盐课远远不能满足开中盐商所需的食盐数量，因此盐商也被迫长期守支。
于是，朝廷又出台了余盐买补政策。这所谓余盐买补，是指‘令客商派定场分守支完即打引出场，若无见盐者支许于本场买补’，即允许开中盐商向灶丁买补余盐以凑足正盐，从而通过打破余盐官收，不得私自买卖之旧规，解决盐商守支问题。
正德五年，议准长芦运司在官盐课，‘其远年不敷盐斤，官为立法，令于纳剩余盐自相买卖’。”
朱翊钧皱眉问道：“此策可有效用？”
高务实语带嘲讽地道：“余盐卖补的做法，一方面刺激了交通便利盐场灶民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其盐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却更加恶化了那些交通不便地区盐场灶民的处境，迫使他们走上贩卖私盐的道路。
当时便有御史朱廷立指出，‘(商人)近便场分买补，图省道路工脚之费，以致本场勤灶纵有余盐，商人不肯收买。欲要货卖，又有私盐禁例，是以勤灶既无以供煎，又无以度日，凡遇凶荒，悉多逃亡。’
也就是说，盐商若不去边远的盐场收盐，那些盐场的灶民若不贩卖私盐的话，便只好逃亡。故余盐买补政策也没能有效解决交通不便导致盐场盐斤难销的问题。”
“再后来呢？总得有个解决之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