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半导体独资建厂，但承诺达到某些条件。”
“什么条件？”李副主任问。
“第一，我们保证工厂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同步，每三年进行一次重大技术升级。”苏宁说，“第二，我们承诺五年内培养不少于五百名本地技术人才，这些人才未来可以流动到其他中国半导体企业。第三，我们承诺采购一定比例的本地原材料和服务，带动产业链发展。第四，我们按时足额纳税，遵守中国法律。”
陈伟明补充：“如果这些承诺写进合同，并且有明确的考核标准，其实对中国的利益保障，比单纯占51%的股份更实在。因为技术升级和人才培养，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王处长沉吟：“这个思路……我们需要请示上级。但甘先生，为什么你们坚持要51%控股？49%的股份，你们也有很大话语权啊。”
罗伯特解释：“王处长，从公司治理角度，51%和49%有本质区别。51%可以决定董事会成员、任命总经理、批准年度预算、决定重大投资。49%只能参与决策，但最后可能被否决。晶圆厂投资巨大，技术更新快，如果每次升级都要经过可能不懂技术的股东审批，效率太低，风险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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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副主任说：“我们可以约定，技术决策由柠檬方面主导。”
“但公司章程怎么写？”罗伯特追问，“如果写‘技术决策由外方主导’，这不符合中国的公司法。如果写‘重大决策需董事会三分之二通过’，那中方占51%，还是有一票否决权。”
谈判又陷入僵局。
……
下午，上海方面内部开会。
老周说：“其实苏宁说的有道理。我们要的是技术，是人才，是产业链带动。如果这些都能通过合同保证，控股不控股，确实没那么重要。”
王处长摇头：“老周，你不懂。控股是原则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上面有文件，外资在某些领域不能控股，这是红线。”
“那怎么办？这么僵着，项目就黄了。上海现在需要高科技投资，需要就业，需要税收。”
“我再向市里汇报，看能不能特批。”
……
第六天，上海方面的态度似乎有松动。
李副主任说：“甘先生，我们请示了上级，有一个折中方案。你们可以控股，但不能超过50%。50%对50%，然后设立独立董事，关键决策需要三分之二通过。”
苏宁算了算：“50%对50%，加上独立董事……那实际上还是谁也不能单独决定。这种结构最糟糕，容易扯皮。”
张忠谋直接说：“李主任，我在德州仪器干过，见过很多合资企业因为股权对等而失败的案例。技术升级要钱，一方同意，另一方不同意，就卡住了。市场变化快，等他们吵出结果，机会已经没了。”
陈伟明也说：“我们选择上海，看中的是稳定的环境、低成本的土地和人工。但如果我们没有经营自主权，这些优势就没有意义。我们可以去新加坡，去马来西亚，甚至去台湾建厂。那些地方都欢迎我们独资，而且这些地方都在美国总部进行游说。”
这话说得很直白，几乎是最后通牒。
李副主任脸色不太好看：“陈先生，中国有巨大的市场。如果工厂建在上海，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有优势。”
“但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苏宁接过话，“柠檬半导体的定位是全球代工厂，客户在美国、日本、欧洲。中国市场当然重要，但并不是现在。我们计划是，先做好代工，等技术成熟了，再考虑进入中国市场，这个时间最少要在十年以后。”
“那你们来上海投资，主要图什么？”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