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在这种情况，朱载坖是极为不满的，朱载坖要发展的是工商业，其中重要的是工业，虽然重工业大部分肯定是由朝廷投资发展的，但是其他的工业部门肯定是要依赖民间资本来发展的，这点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这种放贷盛行的社会，不仅仅工业的发展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商业的发展一样如此。
以现在大明的海上贸易为例，海上贸易原本就是一种重本借贷形式的贸易，因为海上贸易是需要极为雄厚的资本的，一般的商人是没有这样的资本的，由于泛海出洋风险很高，为了分摊风险，多采用众人合股的办法进行。根据各自承担的责任，又有散商、绅商、仆商、船商等区别。其中船只的所有者又称为船主，并拥有丰富的资本。航海商人需要从船主处借到船只和本钱，然后放船出海。
但是在大明的海上贸易之中，合作经营过于偏向船主、船头的利益。真正经历风浪、面对各种艰难险阻而进行贸易的经营者所得利润很少。这导致航海出洋并没有成为经营者积累资本的途径，反而成为一种变相的高利贷。闽浙的富人坐收出洋之利，沿海的贫者却不见减少。
这也导致了大明的商人出海经商的意愿极低，他们更倾向于与通过经商积累资本之后，再转向放贷取利，因为从大明的实际情况来看，放贷取利是风险最低，回报最高的行当，比之辛苦的经营商贾，放贷取息显然是更加稳妥且高收入的情况，但是在朱载坖看来，这是绝不可行的，必须要予以打击，朝廷要支持实业的发展，而不是鼓励金融的发展，这点是极为重要的。
朱载坖还以英国的例子来警示重臣们，在现在的英国，不但有商人和普通百姓借钱，即便是国王也有要借钱的时候。由于英王征税需要经过议会许可，但战争或兴建时常需要临时用钱，这时就只能求助于英国的大商人群体。国王借到的钱自然不可能是什么高利贷，但国王的直接收入也不算多，在债主们眼中并不是一个信用良好的借贷者。
为了能够顺利借到钱，有的时候英国国王甚至不惜以地区贸易垄断特权作为抵押。许多享有丰厚回报的地区贸易公司如东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西非公司等，大多都当过英国王室的债主。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些商人操控了朝廷，金融资本掌握了政治走向，这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朱载坖对太子和重臣们说道：“在昔周天子尚不免受辱于贷，遑论升斗小民乎？此断不可行之事也，宜加严禁，以为朝廷长远也。”
对于太子要求对于整个金融体系进行整顿，同时严厉限制高利贷的看法，朱载坖是表示了支持的，但是同时朱载坖也认识到金融的作用，不能予以一禁了之，因为民间确实是有借贷需求的，同时还要吸取北宋青苗法的教训，朝廷在制定各种政策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执行的问题，不要轻易决策，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不要轻易的直接参与经济运行。
朱载坖认为王安石的青苗法在制度上确实是完美的，按照王安石的设想，百姓在粮食青黄不接的春夏之季，如有需要可以到官府“借钱”解燃眉之急，等到当年秋收后有了收入再还给官府。当然，这个过程中官府要收取一定比例的利息，这个利息一般为本金的百分之二十或三十。为了规范借贷管理，官府还将百姓分为不同借贷等级，每个等级可以借贷的数额不同，而且借贷时需要其他人担保。这样的话，利息比之之前要低多了，百姓的负担得以减轻，朝廷还可以获得利息收入，当然那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但是实际上的执行过程中，就远不是这样的了，朱载坖认为王安石对于这些贪官污吏估计不足，同时朝廷和官府直接参与经营，本就是极为愚蠢的事情，所以朱载坖给朱翊釴划定的底线就是朝廷不能够直接参与此事，但是朝廷要通过各种手段来抑制高利贷，不管是严刑峻法还是税收以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