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颖下班回家，看到小区门口有个熟悉的佝偻身影。
公公的玉米摊前围满了人，他却突然打翻秤盘吼道：“这玉米谁爱卖谁卖！”
我蹲下去捡散落的玉米，指尖却摸到麻袋底下冰凉的金属盒。
盒子里掉出张泛黄的字条：“当年河滩上的车祸，不是意外。”
而此刻，公公正死死盯着我手里的盒子，
脸上第一次露出我从未见过的凶狠表情。
路灯次第亮起，将这座庞大城市切割成明暗交织的格子。我挤下沙丁鱼罐头般的公交，皮鞋跟敲在坚硬的人行道上，发出空洞的“笃笃”声，和心脏疲惫的跳动隐约合拍。空气里浮着尾气的微涩和沿街餐馆飘出的、混杂的油腻香气。又是一天。策划部的田颖，三十二岁，在这个吞吐着无数野心的都市里，像一颗拧在既定轨道上的螺丝，说不上松，也绝不敢锈。
转过街角，就是租住的老旧小区。远远地，看见门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围着一圈人。槐树叶子被夏末的风吹得哗哗响，影子在地上乱晃。一个极其熟悉的、佝偻的背影，正在那圈人中间忙碌。是我公公，老杨头。
他怎么会在这里卖玉米？我心下一愣。上个礼拜通电话，婆婆还说他腰疼的老毛病犯了，在老家镇上诊所敷药，让我和杨骏（我丈夫）周末有空回去看看。杨骏是他独子，在邻市一个工程项目上，忙得脚不沾地，电话里总是压低的嗓音和背景音里隆隆的机器声。我们上次回那个叫“溪坪”的老家，还是三个月前。老家……想起溪坪，心里总像蒙着一层潮润的、拂不去的薄雾，尤其是村后那条沉默的、绕着山脚流的大河。
挤过几个掂着玉米议论价钱的大妈，我走到摊子前。简易的三轮车上架着两块木板，铺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金黄的玉米堆成小山。公公穿着一件洗得领口松垮的灰色汗衫，背弯得像一张拉满的弓，正低头给一个老太太称重。昏黄的路灯光落在他花白的短发和脖颈深刻的皱纹上，汗水顺着沟壑往下淌。他动作有些滞涩，手指关节粗大，握着那杆老式秤，小心地挪动着秤砣。
“爸。”我喊了一声。
他抬起头，看见是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极快的东西，像是意外，又像是别的什么，还没等我看清，就湮灭在惯常的、带着点木讷的笑容里。“小颖回来啦。”声音沙哑。
“您腰好了？怎么来这儿了，也不说一声，我和杨骏去接您。”我说着，下意识地卷起衬衫袖子。婆婆不在了，公公一个人在老家，虽说身体还算硬朗，但毕竟年纪大了。这大晚上的，摆摊卖玉米，看着心里不是滋味。“我来帮您。”
我伸手想去接他手里的秤杆，或者帮忙撑个塑料袋。这活儿不重，但琐碎，有人搭把手总能轻快些。
谁知，我的手刚伸到一半，公公突然像是被烫到一样，猛地一挥手，那力道大得出奇，直接打在我的小臂上，不疼，但极其突兀。他几乎是用吼的，声音劈了岔，在嘈杂的街口显得格外刺耳：“一边玩去！你这小胳膊小腿的，别来添乱了！”
我僵在原地，手臂悬在半空。围着的人群静了一瞬，目光齐刷刷地投过来，带着探究和讶异。脸上有些发烫，是尴尬，更多的是难以置信。公公脾气是倔，是古板，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倔老头，年轻时还因为水渠灌溉的事跟邻居动过粗。但对我，对杨骏，他向来是沉默的、甚至有点小心翼翼的，从未这样当众给过难堪。尤其是“添乱”这个词，生硬得像块石头，硌得人心慌。
他吼完，似乎也愣住了，看着我的表情，嘴唇嗫嚅了一下，却没说出话，反而猛地转过头，不再看我，只盯着秤盘上的玉米，胸口起伏着。那杆秤在他手里微微发颤。
空气凝滞了几秒。旁边等着的大妈试图打圆场：“哎呀，老杨，你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