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
我和发小，曾用四叶草缠绕丁香树干，做成植物门帘；每周我们还聚一起，用大人穿破的丝袜，给芭比娃娃做抹胸晚礼服。圣诞节，我们会去厂区宾馆二楼开的歌舞厅里偷摘圣诞树上的小礼物。
尤其厂子飞速发展，上市融资后的几年，每年发给员工们的肥皂、洗衣粉、手套多到用不完，电影院、书店、球桌厅里总是人满为患。厂里一度每年都有声势浩大的烟花表演，那至今仍是我看过最热闹最炫目的烟花表演，表演总是以一排“母公司恭祝您新年快乐”绽开在天上而结束。
在这个欢乐的世界里，就连住在天桥桥洞里的一个傻子叔叔，每天拉着架子车，到厂里捡垃圾时，也是笑容满面的——好像不论什么样的人，都能在厂里谋得一份差事，养活自己。小孩们放学后，甚至经常和傻子叔叔一起走，有的帮他推架子车，有的听他讲故事，顺便再从车里拿走几个看得上的垃圾。
这里连“较量”都是简单的。我读小学时，学校里分帮派，南边的是一帮，北边的是另一帮；走干净安全的天桥的是一帮，走桥下尘土飞扬大马路的是另一帮，大家暗自较劲的，不过是谁走得更快，更早进到家属院。赢一次，就能沾沾自喜很久。
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真实的痛苦曾经是隐而不露的：比如小时候，有次出教室，看到空中漂浮着白色片装物质，我们以为是雪，但经验老道的老师们知道，是工厂污染，叫我们赶快跑回教室。还有一年，厂里很多人都说，一位工人高空作业，掉进矿坑。真实情况不得而知，大家只看到，第二天家属院前来了很多黑色小轿车，听说是领导来谈赔偿了。
后来，和所有那些曾经地处偏僻，庞大臃肿的厂矿一样，属于我的“母公司”故事也开始走向完结。2006年，我们的子弟学校收归当地教育局，学校的牌匾换了，名字换了，校服换了。从2010年开始，几代职工家庭陆续搬走，去县城，去省城，所剩的人越来越少。从五湖四海来的人，最后又回到五湖四海。
我们全家也搬到了距离厂区很远的一个城里，进入新学校，新生介绍时别的同学都说自己来自某市某县某区，我只能说我来自“某某厂”。同学后来谈起我，说的也是“她是某某厂人”，好像在他们心里，“某某厂”是和县、市、省一样正常的地理区划。
为了融入大家，我也尝试过和大家一样说方言，但失败了——我说得太不标准，自己别扭，别人也听不懂，最后索性破罐子破摔，不说了。一些学校里的小混混为此“约谈”过我，“你怎么总是说普通话，别装逼行不行？”。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明明是在自己的户籍地，我却像个异乡人。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事情开始露出端倪：作为厂三代的我，作为最后一代厂矿子弟的我，无可避免的成为了一个文化孤岛。
和前两代厂矿职工不同，成年后的我，做了一份完全和厂矿没关系的工作，开启了在广州、BJ的漂泊生涯。因为永远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极少有人能辨识出来我来自哪里，就像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故乡到底算哪里。
这些年，我像柳絮一样漂到哪就适应哪，后来学了一些时髦的话，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但事实上，那是因为我对任何一个地方都没什么归属感。我没有真正融入过任何一个地方——除了那个在地理位置上属于甘肃某个山坡上的厂区家属院。
很多甘肃人在春节返乡后，都会晒出一碗牛肉面。我也曾试图在牛肉面身上建立我的怀乡之情，但发现有点难——牛肉面讲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而我既不爱吃面，也根本不能吃辣（红）。我对牛肉面最深刻的记忆，是有一次在餐馆点面，忘了叮嘱不要放辣，结果被辣得当场痛哭流涕，连衣服上也被溅了不少油点，吃得非常狼狈。此后，我非必要不约人吃牛肉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