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会把它和别的箱子搞错的。平时她们的电台就藏在这只箱子里。
“您仔细看看，我马上就跟您告辞”那男人一边把照片送到她面前，一边说道。
“没有，”报务员答道，“这儿没有我们的箱子”
“好吧，谢谢。那么，这个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他小心翼翼地把碎片收到皮包里，点了点头，站了起来“过一两天我再来看您，告诉您我奔走的结果。手续费我还是要拿的，这年月，毫无办法，不过收费很少很少”
76号区分部的侦查员立刻把报务员的指印送去鉴定，原来报务员看的那张照片事先在实验室已经涂上了一层特殊的药剂。从安装在手提箱里的无线电台上也已经取下了指印。结果是；装有电台的手提箱上是三个人的指印。侦查员紧跟着又向保安局第六处发函索取有关她叔叔的生活经历及其活动情况的全部资料。
丁末村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很久。他倒背着手，步子走得很快，总觉得缺少一种很习惯、很重要的东西。这种感觉使他不能集中精力，思想总是开小差，所以终于没意分析透为什么李广元受到怀疑这个使他伤脑筋的问题。
忽然呜呜地响起了使人感到厌倦的空袭警报汽笛声，这时丁末村才终于明白了，他感到缺少的是敌机轰炸。因为战争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而寂静无声倒使人觉得危险，可以引起人们更大的恐惧和不安。
“感谢菩萨，”当汽笛呼号一阵，住了声，又恢复了一片寂静后，丁末村心里这样想道“现在可以坐下来工作了。马上大家都要走了，我可以安稳地坐在这里考虑问题，谁也不会再来找我提一些愚蠢可笑的问题和稀奇古怪的推测了”
丁末村在桌旁坐下，开始翻阅着徐家宝的案卷，他是因叛国嫌疑在1938年夏天被捕的。决定逮捕他之前曾有两个人告密，一个叫丁关根，另一个叫罗才古。这两个人都是原来的军统特务，他们在告密信中说，徐家宝在开会的时候，号召大家要与所有的民族和睦团结，他还谴责战争的野蛮，杀人流血的丧失理性。经过客观的审查，发现这位工会领导曾与现在侨居日本的一个共党会过几次面，早在二十年代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很好，但是，尽管在日本和南京都做过仔细的调查，而他的案卷里却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他与侨居他国的共党有什么联系。
丁末村感到疑惑不解为什么徐家伟被弄到情报部门来了？为什么没把他送到76号去呢？为什么吴四宝的人对他这么感兴趣呢？最后他在案卷中一个简短的附件里为自己找到了这些疑问的答案，附件上写的是在1933年徐家伟曾两次出国参加和平主义者大会，一次去大不列颠，另一次去瑞士。
“原来他们是对他的关系感兴趣”丁末村终于明白了“他们想知道，在国外他与什么人有过接触。所以情报部门的人才把他弄来交给了李广元。可是李广元又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案子交给了他，他的任务已经完成”
丁末村翻阅完了案卷．审讯记录简短扼要。他本想做些摘录，使自己的结论有根据，有论证，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可摘录的。审讯的方式也不像李广元平时采用的那样，毫无精彩之处，完全是老一套，而且直来直去。
丁末村给专门资料卡片库打了个电话，索取了1939年9月29日联队长李广元审讯徐家伟的录音。
“我想提醒您您是位被捕的人，而对一个落入国家法网的人来说，想从这里出去，再度过上正常的生活，从事过去的活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国家法网的使命就是惩治罪犯，保护人民免遭横过暴行。而且您的亲人们也不可能再过正常的生活。我附带说明一点，如果您同意第一，您自己认罪，而且还要揭发工会里其他对我们国家不忠诚的分子；第二，今后为我们效劳；那么上面讲的那些不可能的事就都有可能了。您接受不接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