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洪武四年九月，太祖朱元璋在奉天门召集臣僚，郑重阐述了他所制定的对外政策总纲领：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明朝一般是在奉天门颁布诏令，这里的“臣僚”有可能包括外国的使节。重要的是，这是明太祖首次全面论述王朝对外政策，充分反映出明太祖本人现实的外交思想。
其实与后来刊印的《祖训录》比较，这里多出的主要部分是古人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说这明明人的思想也是古人思想的直接延续。
首先，他为王朝确定的对外政策是“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显示出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立场。然而，对外政策的基调又是和平的：“不可辄自兴兵”，这里明确说明了兴兵征讨的标准，是“为患于中国者”。
其次，他引用古人之言，说明自己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认为对外扩张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更会因劳民导致祸乱萌生。“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而“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则鲜明地表示出对于出征扩张行为的鄙视。
最后，太祖将对象一分为二，又一次提到对海外国家“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的基本方针。
但在宣布对外政策的重要抉择以后，他同时又表明西北的蒙古才是心腹之患，不能不谨慎防备。直接说明将元朝北去的残余势力看作新王朝一大心病，将北部陆上作为王朝军事防御的重心。
到桑榆晚景时，太祖于洪武二十八年将进一步修订完成的《皇明祖训》刊布于世，列于《祖训首章》的对外关系，也就成为有明一代帝王的金科玉律，成为明朝子孙世代必须遵行的基本国策之一，以成宪的方式留存于世。
为了让子孙后代明确世代不与交战的国家，也就是明太祖所说的“不征诸夷国”，他在《皇明祖训》中把它们的名字按照方位一一罗列出来。
十五个国家之前说过，就不再列出，但这里头最引入注目的就是，即使在《祖训录》中完全没有提及的日本，虽然当时已经明确在绝交之列，却也没有被排除在外，同样被列入了不征的范围以内。
这无疑说明了明朝对于外国，无论建立朝贡关系与否，也无论为友为敌，是采取了一律“不征”的态度。这就不能不使人对于明朝初年以“不征”为特征的对外关系的和平理念有了一个深刻印象。
后人如此，明人只能更甚。
然而朱元璋主观意识虽然很美好，但现实发展就不那么顺利了，安南、高丽朝鲜李朝前身先后出了问题，都与大明出现了激烈的矛盾。
不过这两国当时与大明的问题本书前文已有所述，这里就略过不提了，直接说第三个出问题的国家，也就是当前高务实认为因“不征之国”思想限制得最让他棘手的日本。
明初与日本的交往，起初经历与其他国家相同，即大明通过外交文书告知“四夷诸国”而建立关系。然而，与日本的交往和其他国家不同，表现在两点上：
一是历史的，即元朝出兵征伐日本失败的阴影不散；二是现实的，当时日本海盗侵扰问题持续不能解决。
在洪武四年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以后，根据《明实录》，出现了“日本国王良怀遣其臣僧祖来进表笺，贡马及方物，并僧九人来朝，并送回明州、台州被虏男女七十余口”的结果，这是明朝外交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