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洪武五年五月，太祖以明州天宁寺僧仲猷祖阐和南京瓦官寺僧无逸克勤为使臣，留学明朝的日僧椿庭海寿和杭州中竺寺藏主权中巽为通事，护送使臣还国，前往日本。
不止这一次，前前后后数次明使前往日本，主要谈的都是海盗侵扰。但当时日本正值南北朝时期，明朝联络上的是南朝的良怀，他其实无力解决海盗问题。
洪武九年，《明实录》记载：“日本国王良怀遣沙门圭庭用等奉表贡马及方物”，太祖以表词不诚，又一次诏谕之，观之内容，归根结底还是对于倭寇海上侵扰问题耿耿于怀。
自洪武七年五月祖阐、克勤出使归来，六月日本遣使贡献，遭到却贡，原因是没有表文。可见祖阐、克勤出使表面上是成功的，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改善关系。九年四月贡，以表语不诚，却贡；接着五月却日本商人贡献。
这说明太祖的意图主要是建立官方外交关系，并不在于贡献方物。洪武十二年太祖接纳了日本国王良怀遣使贡献，似乎事情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次年，却发生了“日本国遣僧明悟、法助等来贡方物，无表，止持征夷将军源义满奉丞相书，辞意倨慢。上命却其贡”之事。
这下子，朱元璋怒了。这一年十二月，太祖诏谕日本国王，曰：
“曩宋失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余年，移风易俗，华夏腥膻。凡志君子，孰不兴忿。及元将终，英雄鼎峙，声教纷然。时朕控弦三十万，砺刃以观。未几，命大将军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载，戡定中原。
蠢尔东夷，君臣非道，四扰邻邦。前年浮辞生衅，今年人来，否真实非。疑其然而往问，果较胜负于必然，实构隙于妄诞。
于戏！渺居沧溟罔知帝赐奇甸，傲慢不恭，纵民为非，将必殃乎！故兹诏谕，想宜知悉。”
诏谕中充满了指责，其中最重要的罪责莫过于“君臣非道，四扰邻邦”。于是，一个完全没有诚信的印象深刻形成，难怪要却贡，也就是绝交了。
到洪武十四年，还是日本国王良怀，派遣僧人如瑶等贡方物即马，这一次太祖有两通以礼部名义给予日本的文书，并从此与日本断绝了交往。
这两通文书，一为《设礼部问日本国王》，一为《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两通外交文书均以指责为主旨，标志了明朝与日本的官方交往的戛然而止。
尤其是后一通，在表达对于“日本君臣纵民为盗，四寇邻邦，为良民害”的强烈不满的同时，表露了征伐之议在明廷的出现。然而此议却被太祖以“生民何罪”而否定。
虽然责问中明显带有以战争威吓的意味，但高务实后来查诸史籍，发现太祖仅是以语言威吓而已，并没有实际准备战事。
事实上，是太祖力排群臣征伐之议，采用了以外交手段断绝交往的做法。即使如此，太祖晚年所编《皇明祖训》中，仍将日本置于“不征”之国。这就证明太祖始终如一的以“不征”为外交既定国策。
朱元璋是个非常执拗的人，他认定的事情很难改变，就好比他对自己的继承人只认太子朱标，即便白发人送了黑发人，也不肯让帝胄偏移，因此立了朱允炆为皇太孙。
同样的，他对不征之国的坚持也从他自己的坚持中得以印证，即便倭寇侵袭让他不堪其烦，但却始终不肯征伐，甚至将对日本的不征之国地位写进祖训，还要求后世子孙必须遵照执行，一字不易。
有明一朝很多事都坏在祖训上，虽然其中很多事实上已经被改动，但是要知道的是，那些改动大多都是假借临时措施的方式“通融”出来的。
比如说总督、巡抚都不是朱元璋搞出来的，因此哪怕现在早已成了常设之职，但从制度上而言依旧还是“临时派遣”这一属性。
然而高务实要搞的是什么？本质上是对外扩张，这就很难临时，只能另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