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一旦损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安排维修养护，保证路面质量。当时的路是什么路？答曰：土路。
新世纪后，红朝乡村振兴战略一开始的时候干了一件大事，把乡下的路都修成水泥路了，这是一项伟业！但也因为如此，所以年轻一些的人或许没见过除了乡间小道之外的“宽阔土路”，对于在那种土路上“陷车”的情况缺乏直观认识。
事实上，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前，很多基建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别说乡道这种级别的路面了，就算省道也经常破破烂烂，一下雨就是坑坑洼洼犹如月球表面，稀泥巴没膝也是常事。在这种路面上，自然经常有车辆陷入坑洼之中不得脱身。
而在古代，城市以外的路面最好也不过就是夯土，也就是压硬的土路。这种路虽然经过压实，但晴雨交加之中长期行车就会轧出车辙，这种车辙可不是想象中的“浅痕”，往往有二三十厘米深——那意味着行车时有小半个车轮都会在车辙之中。
正因如此，古代在外行车如果碰到两车相会，由谁避让谁就是个大问题，因为你要把车辆从如此深的车辙中强行掰出来，那可不是一点小功夫。以至于发展到后来，官员之间在城里的轿子该由谁避让谁都会被制度化，根源也出于车辙这儿。
既然知道古代车辙好进不好出，那么就可以说回来了：车辆如果不同轨，车辙就乱了，交通效率就会变得极低。
比如秦国车辙六尺，秦国的车辆去了一个车辙五尺的国家，它就进不去车辙，或者一不小心只进去了一边车辙，于是陷在里头出不来了。这时候，整个车队便回卡在那儿动弹不得。
所以它会影响一件大事：物资的长途运输，比如军粮。如果此时还要强行运输，那就会把运输成本极大推高，直到根本运不起。
所以，车同轨，包括秦直道的建设，本质上就是那个时代的“新基建”，是一场规模空前的运输改革。
如果说书同文使得大一统国家在文化认同上有了成为现实的基础，那么正因为有了车同轨和秦直道，大一统国家才有物资层面的基础。否则就只能继续战国时期那种各自割据的局面，不会有大一统国家。
道理很简单，它将没有能力管控那么大的疆域，延伸自己的统治力。而如此一来，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发展可能也就不会有区别了，也不会有某些欧美学者诡辩的所谓“中国历史有政治早熟的特点”。
笑死，你们没有秦始皇就说中国是早熟？你怎么不说是你们自己发育障碍啊？
扯远了，说回来，度量衡的事也先压一压，后文有机会再说。
总之，解决女真汉化问题的关键，主要在于文化，其次在于形制，最后在于架构。
文化方面，必须立刻让移封朝鲜的女真各部统一学习汉语汉文，不能如此前那样只有几个贝勒或者高级将领之类的上层人物会说汉语，甚至还未必看得懂汉文。必须开始给他们建学校，搞扫盲。
当然，光建学校是不够的，大明的教育投资水平摆在这儿，汉地十三省都还远远做不到全民读书呢，怎么可能先给女真人安排？所以，必须得“胡汉混居”。
但是这也有麻烦，因为女真是移镇到朝鲜，又不是移镇到内地，哪有那么多说汉语的百姓？于是这又引出一个朝鲜治理方式的问题，即必须移民朝鲜，同时将朝鲜本地人口往内地迁徙，来个持续性大换血。
高务实认真想了想，认为这一点的确很重要，之前只集中精力在朝鲜内附的政治架构方面，其实是不全面的。
汉人毫无疑问拥有人口方面的巨大优势，只要双方开始持续性大规模“换血”，最终肯定是汉人同化朝鲜人和女真人，只是这么做需要长期投资——物理意义上的投资。毕竟，迁徙那可是要花钱的。
不过好在高务实干这事儿颇有经验，以至于飞快想好了基